《后出塞五首》當作于公元755年（唐玄宗天寶十四載）冬，安祿山反唐之初。目的在于通過一個脫身歸來的士兵的自述，大聲疾呼的揭露安祿山的反唐真相，叫唐明皇快快清醒過來，并指出養(yǎng)成祿山反叛的原因，即在于他自己的好大喜功，過寵邊將，以致祿山得以邊功市寵、形成養(yǎng)虎貽患。

　　《后出塞五首》組詩敘寫開元（713—741）天寶（742—756）年間一位軍士從應募赴軍到只身脫逃的經(jīng)歷，通過一個人的遭遇深刻反映了天寶之變的“釀亂期”的歷史真實。

　　自開元中玄宗改府兵制為募兵制，兵農(nóng)分離，出現(xiàn)了職業(yè)兵。德宗時李泌論募兵制是禍亂的根源，說這種應募的兵士，既非土著，又無宗族，重賞賜而輕生。《后出塞五首》主人公正是這樣一個應募者形象。一無牽掛的漢子，樂意當兵吃糧。詩中提到相贈吳鉤的“少年”，當屬唐詩中常常寫到的少年游俠一類人物。物以類聚，此詩主人公也應是這一類人物。組詩第一首系主人公自敘應募動機及辭家盛況；第二首敘赴軍途中情事，尚歸美主將；第三首是詩人的議論；第四首則揭露薊門主將的驕橫；第五首則寫逃離軍旅的經(jīng)過。此組詩的突出成就，便在塑造了一個“典型環(huán)境中的典型形象”。對此詩的賞析，便應圍繞這一中心來進行。

　　一度懷著功名萬里雄心的軍士后來逃歸，其逃離的動機，詩中說得很清楚，是由于他在薊門軍中看到“主將”（當指安祿山）日益驕橫、目中無君，而朝廷一味姑息養(yǎng)奸“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自己本為效忠國家而來（“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不料卻上了“賊船”，“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因而三十六計，走為上計了。

　　詩一開始就講得很明白，主人公赴邊的目的就是追求“封侯”，“首章便作高興語，往從驕帥者，賞易邀，功易就也。”（浦起龍）此人正是第三首所謂“重高勛”的“今人”、“奮身勇所聞”的“貔虎士”中的一員。“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群；誓開玄冥北，持以奉吾君”，也正屬于這類人物的夸耀口吻。從第一首“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到第五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的表白，可見主人公求取功名封賞的思想是一貫的，并未發(fā)生何種轉變。“古人重守邊”六句，不能理解為詩中人思想的轉變，而只能理解為詩人自己對時事的評議，或者說它們恰恰是詩人對筆下人物思想、行動的一種批判。說這是杜甫微露本相的地方還不夠，應該說這是作者直接激揚文字，站出來表態(tài)。這種夾敘夾議的手法，在杜甫詩中原是并不罕見的。

　　據(jù)《通典》稱：“國家開元天寶之際，宇內(nèi)謐如，邊將邀寵，竟圖勛伐，西陲青海之戍，東北天門之師，磧西怛羅之戰(zhàn)，云南渡滬之役，沒入異域數(shù)十萬人，向無幽寇內(nèi)侮，天下四征未息，離潰之勢，豈可量邪！”當時的邊境戰(zhàn)爭，唐玄宗好戰(zhàn)固然是一個原因；兵制的改變，也同樣是個重要原因。府兵原是寓兵于農(nóng)的一種兵制，將帥不能擁兵自重，故唐朝前期沒有武夫割據(jù)事件。而募兵之行，誠如李泌所說，應募兵士多是不事生產(chǎn)的亡命之徒，他們貪功重賞，形成軍中好戰(zhàn)心理。上自朝廷，下至士兵，互相影響，正是“豈知英雄主，出師亙長云。六合已一家，四夷但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對侵侮鄰國的興趣隨戰(zhàn)爭的進行愈來愈濃厚，野心的將帥也就得到長成羽翼的機會。

　　《后出塞五首》就藝術地再現(xiàn)了這一特定時代的歷史生活。詩中主人公正是募兵制下一個應募兵的典型形象。他既有應募兵通常有的貪功戀戰(zhàn)心理，又有國家民族觀念。他為立功封爵而赴邊，又為避叛逆的“惡名”而逃走。組詩在歡慶氣氛中開頭，凄凄涼涼地結尾，是一出個人命運的悲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