曲終人醉。多似潯陽江上淚。

譯文

“桃花”沒有變，依舊開的燦爛；而“我”的心境卻變了，變老了。

在這種凄苦潦倒心緒支配下，百無聊賴，我也想聽聽琵琶。但我不像宋代的某些高官那樣，家蓄歌兒舞女，我只好到歌妓深院里去聽了。

一曲終了，我的情緒沉醉曲種久久不能自拔，讓我理解了白居易當年潯陽江上那份自傷淪落，卻逢知己的激動心情

眼前東風萬里，依然如故，惟有中原淪陷，山河破碎，半壁山河籠罩在一片落日馀暉中，盡管還有一線淡淡的紅色，但畢竟已是日薄西山，黃昏將近了。

注釋

劉郎：指唐詩人劉禹錫。他曾被貶至南方連州、朗州等地。作者因戰亂而流浪南方，故以劉郎自比。

崔護《題都城南莊》詩有“桃花依舊笑東風“之句。這句是說詩人已老，花月繁華引不起他的興致。

重院：深院。謝家：指歌伎居處。張泌《寄人》：“別夢依依到謝家。“

潯陽江上：白居易《琵琶行》：“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凄凄不似向前聲，滿座重聞皆掩泣。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這兩句說自己象白居易那樣聽琵琶后落淚傷心。

杜甫《春望》詩：“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這句說面對落日映照下的大地山河，想到國破家亡，不禁感慨萬端。

　　此詞作于中原淪喪，康王南渡靖康二年（1127）之后，抒寫的是“憂時念亂，忠憤之致”（《王鵬運《樵歌跋》）。

　　古人在接近中年時，如果處境不利，遇上不順心的事，便自覺老了。謝安有中年哀樂之感，所以袁枚稱謝安“能支江左偏安局，難遣中年以后情”。蘇軾的《江城子·密州出獵》是在宋神宗熙寧八年（1075）寫的，時年三十九歲，就在詞中自稱“老夫”。因蘇軾當時外放山東密州，仕途不利，心情郁悶。朱敦儒生于宋神宗元豐四年（1081）。宋室南渡是在欽宗靖康二年（1127），朱敦儒年四十六歲。這首詞是南渡以后的作品，作于朱敦儒四十六歲以后，故起筆便自嘆“劉郎已老，不管桃花依舊笑”。這里暗用兩個典故。中唐詩人劉禹錫《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戲贈看花諸君子》詩中有“玄都觀里桃千樹，盡是劉郎去后栽”詩句。《再游玄都觀》詩有“種桃道士歸何處？前度劉郎今又來。”詩句。劉郎與桃花的關系就是從這里來的。第二句用唐崔護《題都城南莊》詩：“去年今日此門中，人面桃花相映紅。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這是桃花與笑的關系。作者截去“春風”二字，與“老”字押韻。劉禹錫兩度被貶，仕途坎坷，再游玄都觀時，已五十六歲，進入老境。朱敦儒可能感到自己與劉禹錫有某些相似點，且又已入老境，故以“劉郎”自擬。“桃花”用在此處，一方面與“劉郎”有關，另一方面也含有某種象征意義。朱敦儒在靖康之難以前，在洛陽過著才子詞人浪漫疏放的生活，從他的一首《鷓鴣天》詞中就可以看出：“曾為梅花醉不歸，佳人挽袖乞新詞。輕紅遍寫鴛鴦帶，濃碧爭斟翡翠卮。”由于金人鼙鼓動地來，才驚破了他的佳人詩酒夢。國亡家破，南逃以后的朱敦儒一下子覺得自己變得衰老了。“桃花”沒有變，“依舊笑”；而詞人的心境卻變了，變老了。盡管南宋統治者還在“西湖歌舞幾時休”，而朱敦儒卻對過去“佳人挽袖”，醉寫新詞的生活已經沒有那種閑情逸興了，所以他“不管桃花依舊笑”。桃李春風、兒女情長都已與己無干，表達的是"人老萬事休"的滄桑之感。

　　他在《雨中花》詞中也曾無限感慨地說：“塞雁年年北去，蠻江日日西流。此生老矣，除非春夢，重到東周。”又一次表現了他自感衰老的心情。

　　在這種凄苦潦倒心緒支配下，百無聊賴，他也想聽聽琵琶。但他不像宋代的某些高官那樣，家蓄歌兒舞女，他只好到歌妓深院里去聽了。重院，即深院。謝家，即謝秋娘家。謝秋娘，唐代名妓，故詩詞中常用謝家代指妓家，或指詩人所愛戀的女子家。如唐張泌《寄人》：“別夢依稀到謝家”。溫庭筠《更漏子》：“惆悵謝家池閣。”都可說明這種用法。

　　過片，緊承上片聽琵琶而來。“曲終人醉”的曲，指琵琶曲。詞人聽完“謝家”的琵琶曲后，產生了怎樣的效果？有怎樣的感受？是樂還是愁？這是下片詞意發展的關鍵處。在這關鍵處，作者筆鋒決定性地一轉：“多似潯陽江上淚”，這一轉，決定詞意向愁的方面發展。白居易在潯陽江聽到琵琶女彈琵琶，自傷淪落，心情激動，“座中泣下誰最多，江州司馬青衫濕。”朱敦儒為什么“多似潯陽江上淚”？下文提出了明確的答案：“萬里東風，國破山河落照紅。”原來朱敦儒感到眼前東風萬里，依然如故，惟有中原淪陷，山河破碎，半壁山河籠罩在一片落日馀暉中，盡管還有一線淡淡的紅色，但畢竟已是日薄西山，黃昏將近了。詞人把破碎的山河置于黯淡的夕照中，用光和色來象征和暗示南宋政權已近夕照黃昏，中原失地，恢復無望。這對于身遭國難，遠離故土，流落南方的詞人來說，怎能不痛心？怎能不“多似潯陽江上淚”呢？！"落照紅"三字，即是夕陽西下的眼前之景，亦隱喻宋季國運的衰微氣象。這種國破家亡之痛，在他的另一首詞《采桑子·彭浪磯》中也有十分明顯的表示：“扁舟去作江南客，旅雁孤云，萬里煙塵，回首中原淚滿巾。碧山對晚汀洲冷，楓葉蘆根，日落波平。愁損辭鄉去國人。”由此可見朱敦儒身經國亡家破之難，流離轉徙于南方之后，貫串在他詞中的主流始終是一顆對國家民族的拳拳赤子之心，一種感人至深的愛國激情。千百年后讀之，仍令人心情激蕩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