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

　　梁武帝承圣三年（554），庾信奉命出使西魏，當時西魏大軍正南侵江陵。他被迫留在長安，屈仕敵國。以后又仕北周，官至驃騎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官位雖高，心里卻非常痛苦，常常思念祖國。

　　“若夫一枝之上，巢父得安巢之所，一壺之中壺公有容身之地。管寧藜床，雖穿而可座；嵇康鍛灶，既煗而堪眠。”“數畝敝廬，寂寞人外”，便可“聊以擬伏臘，聊以避風霜”。開篇作者敞開胸襟表明了自己不貪榮華富貴的豁達淡泊的處世志趣。可是事與愿違，詩人追求淡泊，可心靈卻始終無法寧靜；不想做異國之官，卻無奈地被強加上高官厚祿。“黃鶴戒露，非有意于輪軒；爰居避風，本無情于鐘鼓”，詩人本想為自己受驚的靈魂，尋找一個安靜的庇所，卻身不由己的上了官船無法脫身。霜露降臨時高鳴相警的黃鶴，只是為了戒備災害；預見海災的海鳥爰居，只是為了避難。故國梁朝滅亡、輾轉偷安于北方各國的詩人庾信，在“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的惶恐中無奈地流落異國。

　　詩人在異國他鄉的“窟室徘徊”，意欲“聊同鑿坯”，但他徒有歸隱的志向，卻沒有歸隱的機遇，他幻想象顏闔一樣鑿壁逃遁，在“桐間露落，柳下風來”中尋求心靈的安寧。卻無奈地被敵國的高官厚祿囚禁，他雖然身體躲在“蟬有翳兮不驚，雉無羅兮何懼”的小園，卻擺不脫“檐直倚而妨帽，戶平行而礙眉”的精神壓力。生活上的安樂，始終不能彌補精神的空虛與困惑。詩人處在一種特殊的政治境遇中，雖然在敵國做官待遇優厚，但他仕宦敵國的恥辱始終不能釋懷，他被自己不能保留“不事二主”的操守折磨的心如“歷陵枯木”，發如“睢陽亂絲”。歷陵枯木雖然曾經中枯而更茂，可對作者而言，梁國早已覆滅，夢幻中的可能枯而復蘇的豫章樹，卻無論如何都不能再生發了。曾經“或陪玄武之觀，時參鳳凰之墟。觀受厘于宣室，賦長楊于直廬”的人生經歷，使他對國恥君恩根深蒂固而不能忘懷，可是僅僅憑借他的一己之力，根本不可能轉日回天。他屈從了，不但無法報國，還轉而為敵國效力，過去的他一去不復返了，他帶著沉重的精神枷鎖悲哀痛心，所以他看到自己發如雎陽亂絲，就象當年墨子見素絲而泣一樣，再也找不回生命蓬勃的痕跡了。

　　小園中的種種景物對于詩人而言，是“非夏日而可畏，異秋天而可悲”，是“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能夠引起詩人心靈共鳴與感情契合的，只剩下“鳥何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莊子·至樂》中那只“不敢食一臠，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的海鳥，正是詩人異國做官的惶恐心理寫照。詩人的心在“風騷騷而樹急”的狂亂中，在“天慘慘而云低”的愁郁中，如“聚空倉”聒噪的“麻雀”一樣焦躁不安，又如爬在黑暗中的蟋蟀隨著蟬鳴聲盲目地嘶叫。詩人驚懼不安、誠惶誠恐的靈魂茫茫然不知該飄向何方。

　　在經歷了“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后，詩人一直在“關山則風月凄愴，隴水則肝腸寸斷。”的悲傷中度日，他在病中“屢動莊舄之吟”，在神志迷惑中“幾行魏顆之命”。他恍恍惚惚在夢幻中，思念自己的家國。晃動在眼前的卻是“落葉半床，狂花滿屋”的凄涼，落葉象征著詩人枯萎頹廢的心，狂花象征著詩人飄飄蕩蕩的靈魂。晚年羈留北朝的詩人已經感到“百靈兮倏忽，光華兮已晚”，在憂思摧人老，歲月不饒人的境況下，詩人“不雪雁門之踦，先念鴻陸之遠”不但無法改變過去不幸的命運，而且到死也不可能結束飄蕩的生活，這是人生絕望的哀嘆，無奈的呼喚。“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能轉”，他始終無法適應異國的生存狀態。他悔恨“不暴骨于龍門”的當初，他哀嘆“終低頭于馬坂”的可悲，要是沒有當初“鯉魚登上龍門”的榮耀，落榜做一個小人物，詩人的靈魂又怎么會被鞭打的鮮血淋漓呢？詩人狂亂中欲哭無淚，欲歌無聲的彷徨，表達了一種無可救藥的精神傷痛，而這種傷痛又是由于無可奈何的命運造成的。問普天下蕓蕓眾生，又有那個救世主能夠挽救這不幸動蕩的亂世呢？又有那個蓋世英雄能夠主宰自己的命運呢？

　　庾信回天無術避世不能的痛苦，是人類共通的無法擺脫的心靈的苦難。《小園賦》的難能可貴，就在于它寫出了生命的不安定與人生純然的痛苦。庾信對于苦難與傷痛前所未有的體驗，是個體生命無法抗拒的生存體驗；同時《小園賦》深刻地抒發了是人性本質中蘊含的死而不屈的情感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