譯文

大家聚集在一起共同慶祝新年的到來，笑語喧嘩，十分熱鬧，紅巖村的年青同志送來梅花，更增添了節(jié)日氣氛。

大家在一起舉杯互相敬酒，表達著新年的祝愿，散席后眾人意猶未盡，又一起品嘗這勝利茶，談論當今時事。

只有精忠才能報答祖國，如今祖國正遭外侮，烽煙遍地，沒有地方去尋求一家安樂。

我們在陪都重慶載歌載舞地歡慶新年，但不要忘了延安，讓我們遙祝延安解放區(qū)繁榮昌盛。

注釋

口占：隨口吟出，不打草稿。

紅巖：指八路軍駐重慶辦事處紅巖村。士女：青年男女。

屠蘇酒：酒名。此指宴會上所飲之酒。

勝利茶：當時重慶市商店出售紙包茶，名“勝利茶”，表示預?？谷諔?zhàn)爭勝利的意思。（詩人自注）

陪都：指重慶。國民黨政府的首都本來在南京，因陷落，臨時遷至重慶，故稱陪都。

景物華：景物有光彩。此為祝頌延安繁榮。

　　這首詩是對柳亞子《寄懷潤芝先生，兼呈伯渠、玉章、必武、特立、曙時諸老》一詩的和答，最初發(fā)表于重慶《新華日報》。

　　這首詩從紅巖村八路軍辦事處的同志圍坐一起共度元旦的盛況寫起。“笑語嘩”可以想見當時的熱烈情景。歡聲笑語此起彼伏，一浪蓋過一浪。蔣介石此時正加緊實施其反共陰謀，一邊策劃軍事進攻，一邊政治上排擠共產(chǎn)黨，耍弄兩面派手法。這樣辦事處的同志肩負的擔子更重了，環(huán)境更為惡化；他們一面要揭露蔣介石的真反共、假抗日的陰謀，把事實真相告白天下，并進行有理、有利、有節(jié)的斗爭；另一面還要阻止蔣汪合流的趨勢，分化、瓦解敵人，孤立少數(shù)頑固派，團結大多數(shù)以結成最廣泛的抗日民族統(tǒng)一戰(zhàn)線。辦事處的同志時刻感受到肩上擔子的份量，一直兢兢業(yè)業(yè)地工作，但也沒有完全放在心上，而以大無畏的革命英雄氣概好整以暇，談笑自若。他們堅信困難只是暫時的，正像烏云過后是晴空，最后的勝利一定屬于中國人民。況且過去的這一年，對于我黨和辦事處來說都是艱難、緊張和坎坷備至的一年，新的一年的來臨總會給人帶來一線希望。在這辭舊迎新之際大大熱鬧一番，目的不外慶賀困難的1941年終于過去了，期望新的一年帶來吉祥如意。讓舊日的陰云在歡笑中拂去，以便輕松地步入新的一年，期望在新的一年中革命事業(yè)能夠蒸蒸日上，跨上新的臺階。在這“笑語嘩”中，體現(xiàn)出革命者的英雄主義和樂觀主義精神?！凹t巖士女贈梅花”則描述出宴會上同志們互贈梅花表達祝福的動人場景。梅花傲霜斗雪，綻放嚴冬的超凡絕俗的高貴品格，歷來備受文人墨客的青睞?！耙咽菓已掳僬杀?，猶有花枝俏”，就盛贊了梅花的這種高潔品格。再者，梅花還是報春的使者?！盀閳蟠盒畔?，不怕雪埋葬”。梅花的含笑宣告了冬天即將過去，春天即將來臨。因此互贈梅花暗寓兩層意思：一是以梅花象征辦事處的同志們身處白色恐怖之中，不與敵人同流合污、不向敵人屈服的冰清玉潔的品格，二是表達抗戰(zhàn)勝利的春天即將到來的希望。在天寒地凍之際，手把青梅嗅，人們仿佛聆聽到春天堅實的腳步聲，感受到春天的氣息撲面而至。這既是革命者樂觀信念的體現(xiàn)，也是人們對前途的美好祝愿。

　　“舉懷互敬屠蘇酒，散席分嘗勝利茶。”把宴會的氣氛推至高潮。宴會上大家舉杯歡歌，開懷暢飲，共同表達對美好前途的祝愿。俗話說：“人逢知己干杯少?！睕r且平時大家都工作繁忙，難得有機會聚在一起抵掌而談，自然要借此盡情解放一下。于是飛壺傳觴，推杯換盞，喝得酒酣耳熱，不亦樂乎。唯一遺憾的就是不能痛飲黃龍府。宴會結束后，大家仍然意猶未盡，一邊品茗，一邊意氣風發(fā)，指點江山，激揚文字。新年飲酒的風俗，含有驅除憂愁煩惱，喜迎新春之意。正如王安石詩云：“春風送暖入屠蘇”。對新生活、新氣象的向往都溶入這濃濃甘醴之中。屠蘇酒就演變成了吉祥的象征。而勝利茶，據(jù)作者自注，也是希望的象征。這四句詩一面運用層層皴染法描繪出宴會的熱烈氛圍和樂觀場面，一面運用梅花、屠蘇酒和勝利茶這些富有象征意義的事物，藝術地表現(xiàn)了革命者的樂觀主義精神，格調明快，發(fā)人深思。

　　“只有精忠能報國”使語調由歡快轉入低沉。一想起大敵當前，蔣介石不守信用，致使抗戰(zhàn)大計不諧，詩人內心就隱隱作痛，坐臥不寧，從而影響了宴會上的歡快心情。“精忠報國”來自岳飛之事。據(jù)《宋史·岳飛傳》記載：“岳飛抗金英勇善戰(zhàn)，屢建奇功。后被誣入獄，受何鑄審問時，飛裂裳以背示鑄，有‘盡忠報國’四大字，深入膚理”。這四字系岳母所刺，目的激勵岳飛愛國。又宋高宗曾書“精忠岳飛”四字，制成錦旗，授與他。后人就用“精忠報國”來紀述岳飛的愛國精神。詩人借以表達自己獻身民族大業(yè)，赴湯蹈火，在所不惜的愿望，同時這也是中國共產(chǎn)黨抗戰(zhàn)到底決心的寫照。此外，這里還是對蔣介石的婉諷，奉勸蔣不要落入汪偽和日寇設置的圈套，以免步人后塵，下場可悲。“更無樂土可為家”指出國家淪于敵手，山河破碎，生靈涂炭，哪有可存身立命的樂土。詩人青年時代就追隨革命，幾十年來風風雨雨，顛沛流離，未過一天安穩(wěn)日子。正如徐特立所評價的：“唯將國作家?！倍匚淇煜聻榧喝?，晝夜奔波于救國救民之大計。這句詩正抒發(fā)了詩人不求一己的茍安偷生，而要解民于倒懸的豪邁胸懷。樂土，出自《詩經(jīng)·碩鼠》：“逝將去汝，適彼樂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董老在此是反其意而用之，古人尚有樂土可去，而今天諾大的中國竟找不到一塊樂土，極言民族危機的深重。抗戰(zhàn)大計已是迫在眉睫，只有驅盡日寇，才能將中華神州變成樂土。當然僅僅趕跑日寇也還不夠，還要進而推翻專制獨裁，建立民主、自由的政權。這里暗示出在國民黨的專制統(tǒng)治下，人民怨聲載道，并不比淪陷區(qū)好多少。

　　末尾兩句由重慶的載歌載舞引出對延安的祝福和思念。在這歡慶佳節(jié)之際，詩人想到遠方的戰(zhàn)友，相隔干山萬水，只有遙祝延安日新月異了。詩人雖生活在重慶，但念念不忘的卻是延安。重慶盡管比延安繁華，卻是令人壓抑的。延安盡管物質艱苦，精神上卻是令人舒心的。而且重慶繁榮的背后掩蓋的是一觸即發(fā)的危機，地下潛伏的巖漿正洶涌運行。延安雖然遇到暫時的困難，但詩人相信在黨的領導下終會走出低谷，“為有源頭活水來”，而重慶則是連生命的漣漪也已泛不出的一汪死水。而且延安群英薈萃，人才濟濟，云集著大批民族的精英。像柳亞子詩中所津津樂道的：“杜斷房謀勞午夜，江毫丘錦各名家”。這里寄托著中華民族的希望。通過對延安出思念，詩人一掃情緒的壓抑，重又明亮起來，使全詩在節(jié)奏明快中結束。全詩基本采用鋪敘手法，寫得明白如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