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
　　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宋仁宗拜韓琦為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自此，韓琦開始了為時十年的宰相生涯。韓琦為相后，首先遇到一個大問題便是立儲。當時，仁宗因連失褒、豫、鄂三王，心情沉重，身體一直不好。至和中又因患病，無法御殿，而皇嗣又一直未立，朝廷內外憂之。立儲，是封建王朝的重大政治問題，因為它涉及到國家的安危，不少大臣尤其是包拯、范鎮、司馬光等人反復上奏，懇請仁宗及早立嗣，以固根本，但仁宗一直未允。如此拖延五、六年，立儲之事仍未定下。韓琦作為宰相，對立嗣之事十分關心，他趁朝中事態緩和仁宗心平氣靜之際，建議道：“皇嗣者，天下巡危之所系，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陛下春秋高，未有建立，何不擇宗室之賢者，以為宗廟社稷計？”但仁宗當時仍期待后宮能再生皇子，故而未置可否。后來，有一天，韓琦手拿《漢書·孔光傳》對仁宗說：“漢成帝即位二十五年無嗣，立弟之子定陶王為太子。成帝，中才之主，猶能之，以陛下之圣，何難哉！太祖為太子。太祖為天下慮、福流至今，”“愿陛下以太祖之心為心，則無不可者。”在韓琦的極力勸說下，仁宗終于下定決心，于嘉祐七年（1062年）八月，下詔正式立堂兄濮王趙允讓子宗實為皇太子，賜名曙。次年（1063年）三月，仁宗去世，韓琦宣讀遺制，趙曙繼位，是為宋英宗。英宗的確立，韓琦贊輔應推首功。但韓琦從不在別人面前夸耀此事，不把功勞記在自己身上。

　　英宗繼位之初，就身患疾病，由曹太后垂簾聽政。因英宗非仁宗親生，即位后又想有所作為，而曹太后思想較為保守，加之個別內侍從中挑撥，致使兩宮生隙。最高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很可能會帶來嚴重的政治危機。韓琦作為宰相，為緩解兩宮矛盾，解決政治危機，費盡了心力。他一面勸說太后，一面安慰英宗并以舜帝之孝諫曰：“自古圣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凱其余盡不孝也？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愛而子不失孝，乃可稱耳。政恐陛下事太后未至，父母豈有不慈愛者！”英宗聽后，很受感悟，自此不再怨說太后，兩宮關系漸趨和好。不久，曹太后撤簾還政，北宋最高統治集團之間的一場政治危機被妥善化解。

　　治平三年（1066年）十二月，英宗病重。韓琦作為宰相，又有考慮立儲之事。他向英宗勸道：“陛下久不視朝，中外憂惶，宜早立皇太子，以安眾心”英宗同意，立穎王趙頊為皇太子。次年（1067年）五月，英宗病逝，趙頊繼位，是為宋神宗。神宗繼位之后不久，韓琦辭相。

　　吏治上，韓琦針對當時“三司歲以資遷而任不久，相習以養資假途為說，而不修職事”的情況，大膽改革，“乃擇尤繁要者五員，用資淺人久任”。 力求改變那種只求作官，不修職事的狀況，提高行政效率。

　　韓琦在朝期間，還非常重視選拔和愛護人才，他認為大臣的進退，“實系天下利害，”勸宋英宗應“以此為先”。他曾提拔和舉薦過許多賢良俊士，如蘇洵、歐陽修和蘇軾等，都曾得到韓琦的賞識和重用。

經濟
　　韓琦改革役法，罷除“里正衙前”。衙前，是北宋州役之一，負責官物的押運和供應，如糧食官物，須以家產賠償。這樣，承役者往往破產。衙前名目繁多，由里正充役的稱“里正衙前”，由鄉戶輪戶的稱“鄉戶前”，韓琦在并州，了解到“州縣生民之苦，無重于里正，至有孀母改嫁，親族分居，或棄田與人以免上等，或非命以就單丁”，造成“富者休息有余，貧者敗亡相繼”的局面。

　　從慶歷五年（1045年）到嘉祐元年（1056年），韓琦在地方任職11年，深受當地百姓擁護。皇祐五年（1053年），當韓琦離定州去并州時，“定人爭欲遮留公，使不得出”，韓琦無奈，只身繞道而走，定人得知后，奔相擁送，致使"道路士卒，哭原野。

軍事
　　軍事上，韓琦主張“河北、河東、陜西三路，當西北控御之地，事當一體”，建議在這一地區“籍民為兵”，以為義勇，凡主戶三丁選一，六丁選二，九丁選三，于手背刺字，農閑教習武藝，戰時防守城寨，結果僅秦州（今甘肅天水）就得義勇156873人，其它如隴、儀、渭、涇、原、分、寧、環、鄜、延等州義勇亦不少。征集義勇，既加強了邊防軍事力量，又可減輕冗兵之費效果很好。

　　韓琦還發展邊防經濟，維護邊疆秩序。定州（今河北定縣）與契丹接壤，自北宋初年開始，為防御契丹南侵，北宋政府就發布“斬伐令”，規定這里的山林不許砍伐，土地不許耕種。韓琦到定州后，上奏朝廷：“比朝廷欲禁近邊山林不許斬伐，以杜戎人人寇之路。當時并近里淺山耕種之地概行禁止，致邊民劇然失業。今薪炭翔貴，翻敵人乘時以取厚利。臣嘗遣官行視可禁之處，去敵尚五、六十里，亦可廣為防蔽。已別定可禁之地，揭榜諭民，非令所禁者任采伐之。”朝廷聽從了韓琦的建議，廢除了“斬伐令”，定州邊民莫不感到方便。為了加強邊境安全，韓琦又令“自今契丹過界劫掠居民，聽邊吏以時掩殺”。這樣，提高了邊民防敵積極性，有效地維護了這一地區的邊疆秩序。再次，韓琦整頓定州駐軍，關心群眾疾苦。長期以來，由于疏于管理，定州（今河北定縣）駐軍驕蠻難御。據李燾《續資治通鑒長編》記載：皇祐年間，“明鎬引諸兵平恩州，獨定兵邀賞賚，出怨語，幾欲噪城下。”韓琦到定州后，感到問題嚴重，他下決心要對定州駐軍加強整頓，以強化軍紀，維持邊境安全。對士卒犯令者，韓琦“即用兵律裁之，察其橫軍中尤不可民教者，斬首軍門外”。對作戰犧牲的士卒“博賞其家，撫其孤兒，使繼衣廩。”因賞罰分明，恩威并用，使定州駐軍軍紀大變，面目一新。其后，韓琦又“仿古兵法，作方、圓、銳三陣，指授偏將，日月教習之，由是定兵精勁齊一，號為可用，冠河朔。”后來，即便是京師龍猛卒到定州駐防，被韓琦整頓得“未一月，亦皆就律，不敢復犯法”。

　　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朝廷改判韓琦知永興軍（今陜西西安），經略陜西。韓琦義不辭難，承命即行。當時，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而韓琦認為“綏州地形險要，已興師得之矣，安可復棄，示弱于賊？”韓琦到達陜西后，積極調整戰略部署，在邊境張貼布告，招募橫山之人參軍，對西蕃曉以利害，通過一系列防備，邊境得到安寧，綏州也得以固守。

　　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韓琦復判相州，在與遼的關系上，韓琦主張雙方應維持和好，保持邊境安定。韓琦在給宋神宗的上疏中寫道：保持“二邊之民各安生業，至于老死不知兵革戰斗之事”，不要輕率毀棄“祖宗累世之好”，要“永敦信約，兩絕嫌疑。”當然，韓琦主張宋遼和好，并不是讓北宋向遼退讓，而是一種斗爭策略，正如他在慶歷年間所說：“以和好為權宜，以戰守為實務。”趁和平之機，“陛下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庚，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修，塞下有余粟，帑中有羨財。”待自己實力發展起來，遼若違約，“河北諸州深溝高壘，足以自守，敵人果來入寇，所在之兵，可以伺便驅逐”。韓琦一生，始終關注北宋邊防安全，無論是在陜西抵御西夏，或是在定州、并州、揚州、大名等地，他都把邊防安全放在首位，為北宋的邊防事業和邊疆人民的安全傾注了畢生精力。他不僅在北宋，而且在遼和西夏都有很高聲望。“韓魏公元勛舊德，夷夏具瞻”，以致于“熙寧中留守北都，遼使每過境，必先戒其下曰‘韓丞相在此，無得過有呼索’，遼使與京尹書，故事，紙尾止押字，是時悉書名，其為遼人尊畏如此，每使至于國，必問侍中安否。”至于西夏，由于韓琦參加了慶歷年間的宋夏戰爭，使得“西賊聞之心骨寒。”

文化

藏書之家
　　史料記載，韓琦家聚書萬余卷，皆經其點校，丹黃粲然，列屋而藏，在安陽故里筑“萬籍堂”藏書樓，與歐陽修“六一堂”、司馬光“讀書堂”均為大臣中藏書最多者之一。子韓忠彥、孫輩韓侂胄均能藏書。著有《安陽集》、《二府忠議》、《家傳集》等。

詩文成就
　　韓琦著作有《二府忠論》5卷、《諫垣存稿》3卷、《陜西奏議》50卷、《河北奏議》30卷、《雜奏議》30卷、《安陽集》50卷等。一生寫了大量詩文，大多收入《安陽集》行世。

早年經歷
　　韓琦于大中祥符元年七月初二（1008年8月5日）出身世宦之家。據韓琦墓志記載他祖籍為河北贊皇縣。據《泉州府志·人物志·官宦卷》記載：“韓琦出生于泉州北樓生韓處（現為泉州文管會立碑保護），宋景德年間，其父韓國華任泉州知府時與婢女連理生下韓琦。后隨父韓國華遷相州，遂為安陽（今屬河南）人。父韓國華累官至右諫議大夫。韓琦三歲時父母去世，由諸兄扶養，“既長，能自立，有大志氣。端重寡言，不好嬉弄。性純一，無邪曲，學問過人”。

嶄露頭角
　　天圣五年（1027年），韓琦在弱冠之年考中進士，名列第二，授將作監丞、通判淄州（今屬山東）。入直集賢院、監左藏庫。

　　景祐元年（1034年）九月，遷開封府推官。

　　景祐二年（1035年）十二月，遷度支判官，授太常博士。

　　景祐三年（1036年）八月，拜右司諫。

　　韓琦在擔任諫官的三年時間內，敢于犯顏直諫，諍言讜議，“凡事有不便，未嘗不言，每以明得失、正紀綱、親忠直、遠邪佞為急，前后七十余疏”，尤其以寶元元年（1038年）所上《丞弼之任未得其人奏》最為知名。當時災異頻繁發生，流民大批出現，而當朝宰相王隨、陳堯佐，參知政事韓億、石中立卻束手無策，“罕所建明”。韓琦連疏四人庸碌無能，痛陳宋朝八十年太平基業，絕不能“坐付庸臣恣其毀壞”，結果四人同日罷職，即所謂“片紙落去四宰執”，韓琦一時名聞京華。

　　他還嚴厲抨擊當時“貨賂公行”、“因緣請托”的社會風氣和“僥幸日滋，賞罰倒置，法律不能懲有罪，爵祿無以勸立功”的官場腐敗作風，建議宋仁宗先從朝廷內部“減省浮費”、“無名者一切罷之”。名相王曾稱贊他說：“今言者不激，則多畏顧，何補上德？如君言，可謂切而不迂矣。”

　　寶元二年（1039），四川旱災嚴重，饑民大增，韓琦被任命為益、利兩路體量安撫使。他到四川后，首先減免賦稅，“逐貪殘不職吏，汰冗役數百”，然后將當地官府常平倉中的糧食全部發放給貧困百姓，又在各地添設稠粥，救活饑民多達190萬人，蜀民無不感激地說：“使者之來，更生我也。”

出兵西夏
　　自從原來臣服宋朝的西夏國主李元昊稱帝，公開與宋朝對抗以來，與夏鄰界的陜西形勢就非常吃緊。韓琦從四川剛回到京城，就向朝廷詳細剖析了陜西邊備形勢，隨即被任命為陜西安撫使。到了陜西，他看到苛捐雜稅很重，百姓非常窮苦，便一律予以免除。

　　康定元年（1040年）正月，元昊大舉圍攻延州（今陜西延安），守將劉平、石元孫在三川口（今陜西安塞東）兵敗被俘，鎮守延州的范雍降職他調，韓琦大膽推薦被誣為“薦引朋黨”而被貶越州（今浙江紹興）的范仲淹。他在上仁宗的奏章中說：“若涉朋比，誤國家事，當族。”五月，韓琦與范仲淹一同被任命為陜西經略安撫副使，充當安撫使夏竦的副手。韓琦主持涇原路，范仲淹主持鄜延路。

　　在對西夏用兵的策略上，三人意見分歧。韓琦持強硬立場，力主攻策，與夏軍決戰，認為拖延時日，財政日絀，難以支撐，況且“元昊雖傾國入寇，眾不過四五萬人，吾逐路重兵自為守，勢分力弱，遇敵輒不支。若并出一道，鼓行而前，乘賊驕惰，破之必矣。”范仲淹則力主守議，反對貿然進攻，主張持久防御，在加強軍備的前提下，乘便擊討，不贊成深入敵境的進攻戰。

　　夏竦難以定奪，即派韓琦、尹洙到汴京以攻守二策進呈朝廷，請仁宗自己決定。仁宗幻想一舉解決問題，于是決定采用韓琦攻策，并下詔鄜延、涇原兩路會師，定期于慶歷元年（1041年）正月進攻，后從范仲淹請求改為春暖出師。

兵敗遭貶
　　慶歷元年（1041年）春，元昊在伺機攻宋前，向宋軍詐和，被韓琦識破。他對部下說：“無約而請和者，謀也。”命令諸將嚴加防守。二月，元昊率10萬大軍進攻渭州（今甘肅平涼），直逼懷遠城（今寧夏固原西）。韓琦聞訊，急派大將任福領兵18000人，以桑懌為先鋒，前往抵御，進行阻擊。行前，韓琦向任福面授機宜，命令他們繞到夏軍背后，可戰則戰，不可戰則據險設伏，截其歸路，并再三叮囑：“茍違節度，雖有功，亦斬。”

　　任福在張家堡南打了個小勝仗，于是貪功輕進。夏軍佯敗退走，沿途遺棄不少物資，宋軍不知是計，輕裝猛追至渭州北邊之好水川（今寧夏隆德西）。當時，夏軍在好水川里邊放了幾個木盒子，宋軍只聽盒子里有鳥叫聲，不敢輕動。任福到時，命令打開，只見100多只鴿子飛躍而出，盤旋在宋軍上空。這正是西夏軍隊發出的合擊信號。宋軍正在驚疑之時，夏軍已從四面合圍。宋軍雖英勇戰斗，怎奈人馬三日乏食，疲憊不堪，宋軍大敗，6000余人陣亡，任福等將校軍官數百人亦死于難。韓琦立即下令退軍，在半路中，陣亡將士的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泣于馬首前，持故衣紙錢招魂而哭說：“汝昔從招討出征，今招討歸而汝死矣，汝之魂識亦能從招討以歸乎？”當時哀慟之聲震天地，韓琦掩泣駐馬，不能行進。

　　好水川之戰，乃是李元昊用陜西落第舉子張元之計，大敗韓琦，張元乃作詩一首投擲宋境，諷刺道：“夏竦何曾聳？韓琦未足奇。滿川龍虎輩，猶自說兵機。”宋軍兵敗好水川，雖不是韓琦親自指揮，但貿然出兵，用人不當，也難辭其咎。

　　戰后宋廷追究敗軍之責，撤去了夏竦的職務，韓琦、范仲淹也被調職他用。韓琦降為右司諫、知秦州，范仲淹降為戶部員外郎、知耀州（今陜西耀縣）。十月，宋廷分陜西為秦鳳、涇原、環慶、鄜延四路，韓琦知秦州，王沿知渭州，范仲淹知慶州，龐籍知延州，并各兼本路馬步軍都部署、經略安撫緣邊招討使。二年四月，韓琦受任秦州觀察使。

　　閏九月，宋軍又大敗于定川寨（今寧夏固原西北），大將葛懷敏戰死，主持涇原路軍務的王沿被降職他調。十一月，朝廷采納了范仲淹的建議，韓、范二人屯駐涇州（今甘肅涇川），共守西陲。

　　自好水川敗后，韓琦始信服范仲淹守議，兩人同心協力，互相聲援。由于兩人守邊疆時間最長，又名重一時，人心歸服，朝廷倚為長城，故天下人稱為“韓、范”。邊塞上傳誦這樣的歌謠：“軍中有一韓，西夏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夏聞之驚破膽。”

慶歷新政
　　西夏在戰爭中雖多次獲勝，但損失也很大，人心厭戰，民怨沸騰，于是宋夏開始轉入曠日持久的“慶歷議和”。在邊界形勢稍趨緩和的情況下，慶歷三年（1043年）四月，韓琦、范仲淹奉調回京，同任樞密副使（樞密使為杜衍）。當時國子監直講石介聽說韓、范二人來朝中供職，特意寫了一首《慶歷圣德詩》，其中稱贊韓琦道：“予早識琦，琦有奇骨，其器魁落，豈視店楔。其人渾樸，不施剞劂。可屬大事，敦厚如勃。琦汝副衍，知人予哲。”

　　宋夏轉入和議后，韓琦、范仲淹等入朝為執政大臣。一時名士云集，士大夫交口稱譽，仁宗也想勵精圖治，有所作為，因而特別禮遇韓琦、范仲淹、富弼等人，并催促他們盡快拿出救世方案。當時元昊以契丹為后援，在宋夏和議中態度強硬，向宋朝要挾“歲賜、割地、不稱臣、弛鹽禁、至京市易、自立年號、更兀卒為吾祖，巨細凡十一事”。

　　宰相晏殊及兩府大臣大多厭戰，“將一切從之”，韓琦堅決反對。此年七月，他上《論備御七事奏》，認為當務之急為：“一曰清政本，二曰念邊計，三曰擢材賢，四曰備河北，五曰固河東，六曰收民心，七曰營洛邑”。接著又陳述救弊八事，即選將帥，明按察，豐財利，遏僥幸，進能吏，退不才，謹入官，去冗食。面對北宋中期積貧積弱的國勢，韓琦提出以整頓吏治，選拔人才為主要內容的改革措施，與是年九月范仲淹在《答手詔條陳十事》中所列出的十項改革方案基本一致，切中時弊。這次由范仲淹主持，韓琦、富弼等人積極參與的政治改革，就是歷史上有名的“慶歷新政”。

　　八月，范仲淹任參知政事，富弼為樞密副使，積極推行各項新政措施。是年，陜南大旱，饑民紛紛加入張海、郭邈山等領導的農民起義隊伍。仁宗命韓琦宣撫陜西。韓琦調集西北善于山地作戰的官軍，迅速鎮壓了起義，同時鑒于災情嚴重，還采取了一些果斷措施：選派官吏分赴各州縣，發放官糧賑濟饑民；蠲免各種苛雜的賦役；考察官吏，賢能的提升，庸陋的罷免；將軍隊中老弱不堪征戰者淘汰一萬余人，以減少用度。

　　慶歷四年（1044年）春，韓琦宣撫陜西回到汴京。五月，上陳西北邊防攻守四策，以為“今當以和好為權宜，戰守為實務。請繕甲厲兵，營修都城，密定討伐大計”。

　　慶歷新政的實施，遭到了一些守舊派官僚的激烈反對。他們誣告新政官僚結成朋黨，欺罔專權。尤其是夏竦施展詭計，陷害富弼。范仲淹不自安，遂于同年六月以防秋為名，宣撫陜西、河東。八月，富弼宣撫河北。

　　慶歷五年（1045年）正月，執行新政的杜衍、范仲淹、富弼全都被貶職出朝。韓琦為人爽直，對于軍政大事，向來是“必盡言”，他雖為樞密副使，主管軍事，但事關中書的事，他也要“指陳其實”，有的同僚不高興，仁宗卻了解他，說“韓琦性直”。對于范仲淹、富弼的貶謫，韓琦挺身而出，據理辨析，但沒有結果。三月，韓琦也因陳述十三條理由，支持尹洙反對修建水洛城（今甘肅莊浪）而被貶出朝，罷樞密副使，以資政殿學士出知揚州。至此，主持慶歷新政的主要人物全被逐出朝廷，短暫的“新政”以失敗告終。

治軍有方
　　韓琦在地方官任上，治軍有方，理民得法，“所至設條教，葺帑廩，治武庫，勸農興學，人人樂其愷悌”。慶歷七年（1047年）五月，韓琦為京西路安撫使，自揚州徙知鄆州（今山東東平）。十二月，韓琦徙知成德軍（今河北正定）。

　　慶歷八年（1048年）四月，又移知定州（今河北定州）。定州久為武將鎮守，士兵驕橫，軍紀松弛，韓琦到任后首先大力整頓軍隊，采取恩威并行辦法，對那些品行惡劣的士兵毫不留情地誅殺，而對以死攻戰的則予以重賞，后來他又研究唐朝名將李靖兵法，仿作方圓銳三陣法，命令將士日月操練，結果定州軍“精勁冠河朔”。

三朝賢相
　　皇祐五年（1053年）正月，韓琦以武康軍節度使徙知并州（今山西太原）。當時在河東路擔任走馬承受的宦官廖浩然，為人貪恣，仗勢不法。韓琦上奏，請朝廷將其召回，如不調走，必依法嚴懲。仁宗只好令廖回京，并行之以鞭刑。并州所轄地區與契丹接壤，鄰邊的天池廟（今山西寧武西南）、陽武寨（今山西原平西北陽武村）等地，被契丹冒占，韓琦派人與契丹頭領據理交涉，收回了這些地方，并立石為界。

　　宋初大將潘美鎮守河東時，為了防止契丹南下劫掠，命令沿邊百姓遷徙內地，致使邊塞大片耕地荒廢不耕。慶歷四年（1044年）歐陽修奉使河東時，就曾建議解除代州（今山西代縣）、寧化軍（今山西寧武西南寧化堡）、岢嵐軍（今山西岢嵐）、火山軍（今山西河曲南）沿邊之地禁耕令，以增產糧食，供應邊防軍需，卻為軍帥明鎬所阻。至和二年（1055年）春，韓琦再次建議，才得以實行，開墾田地9600頃。

　　至和二年（1055年）二月，韓琦以疾自請改知相州（今安陽市）。在家鄉，他建造晝錦堂于州署后園。嘉祐元年（1056年）七月，韓琦被召還為三司使。八月，拜樞密使。嘉祐三年（1058年）六月，韓琦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嘉祐六年（1061年）閏八月，遷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

　　韓琦就職朝廷樞要位置，首先遇到的一大難題就是仁宗的建嗣問題。仁宗三個兒子早亡，皇嗣遲遲未定，而從至和三年（1056年）開始，仁宗就時常犯病，一時人心恐慌，議論紛紛。大臣們接連上疏，極力勸說仁宗早立皇嗣以固根本，當中尤以包拯、范鎮言辭懇切，但仁宗并不放在心上。

　　嘉祐二年（1057），蘇轍進士及第，不久就給樞密使韓琦寫信，希望得到他的提攜，這封信也就是后來著名的《上樞密韓太尉書》。

　　嘉祐三年（1058年），出任宰相。

　　嘉祐六年（1061年），韓琦再提建儲之事，認為“皇嗣者，天下安危之所系。自昔禍亂之起，皆由策不早定”，并與參知政事歐陽修等人再三苦勸，仁宗終于同意立堂兄濮安懿王趙允讓之子宗實（賜名趙曙）為皇太子。

　　嘉祐七年（1062年）九月，韓琦封儀國公。

　　嘉祐八年（1063年）三月，宋仁宗病死。趙曙即帝位，是為宋英宗。英宗即位之初，因病由慈圣太后曹氏垂簾聽政。皇太后思想守舊，一些宦官不斷向太后說英宗壞話，致使兩宮嫌隙萌生，關系頗為緊張。為了調解兩宮矛盾，韓琦和歐陽修費了不少精力。韓琦、歐陽修進見太后，太后嗚咽流淚，訴說自己的委屈，并說：“老身殆無所容，須相公作主！”韓琦說：“此病故耳，病已，必不然。子疾，母可不容之乎？”歐陽修也一道委婉勸說。見到英宗，英宗則又對韓琦說：“太后待我無恩。”韓琦勸慰道：“自古圣帝明王，不為少矣。然獨稱舜為大孝，豈其余盡不孝耶？父母慈愛而子孝，此常事不足道；惟父母不慈，而子不失孝，乃為可稱。但恐陛下事之未至爾，父母豈有不慈者哉。”從此以后，兩宮關系漸漸緩和。治平元年（1064年）五月，英宗病愈，在韓琦的勸說催促下，皇太后撤簾，降手書還政。閏五月，韓琦進右仆射，封魏國公。

　　韓琦身為宰相，卻始終以邊事為念，他曾多次就邊防問題向英宗陳說方略，建議在河北、河東、陜西等路“籍民為兵”，以為“義勇”，三丁選一，于手背刺字，農閑練兵，戰時防御，既可增強軍事力量，也能減少冗兵軍費。

　　治平三年（1066年）冬，英宗病重，再度建嗣問題表面化。韓琦進言說：“陛下久不視朝，愿早建儲，以安社稷。”英宗點頭同意，于是確立潁王趙頊為皇太子。治平四年（1067年）正月，英宗病死，趙頊即位，是為宋神宗。韓琦拜司空兼侍中。

　　神宗即位不久，御史中丞王陶彈劾韓琦，說他自嘉祐以來，專執國柄，君弱臣強，且“不赴文德殿押班”，專權跋扈。神宗知道王陶在誣告，罷了他的官職，但韓琦仍堅決辭職。神宗挽留不住，任命他為鎮安、武勝軍節度使、司徒兼侍中、判相州。韓琦辭退所授兩鎮，后改為淮南節度使。正在這時，宋守邊大將種諤擅自對西夏發起突襲，一舉攻占綏州（今陜西綏德），邊界氣氛驟然緊張，朝廷憂慮。韓琦在尚未赴任的情況下，又奉旨改判永興軍（今西安），經略陜西。朝中一些大臣認為綏州孤絕難守，主張放棄。韓琦堅決反對。一個月后，西夏國主李諒詐去世，戰事暫告平息。

　　熙寧元年（1068年）七月，韓琦復判相州。在相州任上還未滿三個月，河北地震，黃河決口，大批災民流離失所。神宗賜手詔給韓琦，讓他遷判重災區的大名府（今河北大名），并被準許便宜從事。大名之任長達五年，恰逢神宗任用王安石變法，他堅決抵制。

　　熙寧二年（1069年）二月，王安石為參知政事，開始進行變法。九月，頒行“青苗法”。三年二月，韓琦上疏反對青苗法，認為青苗法不論貧富，一律按戶等配借青苗錢，上三等戶及坊郭大戶本是兼并之家，也可貸給青苗錢，這種做法根本不能“抑兼并、濟困乏”。神宗看了韓琦的奏疏，一度動搖了變法決心。他對執政大臣說：“琦真忠臣！雖在外，不忘王室。朕始謂可以利民，今乃害民如此！且坊郭安得青苗，而亦強與之乎？”王安石將韓琦的奏疏拿到“制置三司條例司”，逐條批駁，公布于天下。后來韓琦又上疏，申辨愈切。此后，韓琦還對“免役法”、“市易法”等提出了反對意見。針對遼朝利用宋朝與西夏戰爭和國內危機時要求割讓領土，韓琦也表示應該拒絕遼朝的無理要求，獻策加強防范，增強對遼朝的軍事準備，用武力抗擊侵略，洗雪舊恥。“臣今為陛下計，宜遣報使，且言：‘向來興作，乃修備之常，豈有它意。疆土素定，悉如舊境，不可持此造端，以墮累世之好。’可疑之形，如將官之類，因而罷去。益養民愛力，選賢任能，疏遠奸諛，進用忠鯁，使天下悅服，邊備日充。若其果自敗盟，則可一振威武，恢復故疆，攄累朝之宿憤矣。”

　　熙寧六年（1073年）二月，韓琦還判相州，第三次為官家鄉，終于實現了“仕宦至將相，富貴歸故鄉”的愿望。

　　熙寧八年（1075年）六月，韓琦在相州溘然長逝，享年68歲。神宗御撰墓碑：“兩朝顧命定策元勛”。追贈尚書令，謚號“忠獻”，配享英宗廟庭。

　　韓琦為相十載，上定國策，下撫百姓，勤勤懇懇，盡職盡責，正如他本人所說：人臣盡力事君，死生以之，至于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濟，遂轟不為哉！

　　在韓琦為相的十年中，既沒有其前慶歷新政那樣急風暴雨改新，又沒有其后王安石變法那樣轟轟烈烈的變革。在宋英宗想有所振作改新的氛圍下，韓琦的思想顯得有些保守，未實行大的改革舉措，也未能徹底扭轉北宋的境況，他守成多于創業。但這些與北宋當時的具體環境有關，穩定政局是韓琦面臨的主要問題。在韓琦的主持下，北宋社會穩定，經濟發展，這為后來王安石變法創造了良好的社會基礎。所以，當時就有人說：公自為相，即與當時諸公同力一德，謀議制作全補天下事。也正如《韓魏公集》序言中所說：公歷事三朝，輔策二朝，功存社稷，天下后世，兒童走卒，感慕其名。這是后人對他的評價，也是對韓琦本人的真實寫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