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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
　　●范成大數次出任地方官員，從州守至制置使。他在職責范圍內，興利除弊，不遺余力。

　　1、知處州（今浙江麗水）時，范成大創義役、復堤堰、興水利、建橋梁。

　　2、出知靜江府（廣西桂林）時，范成大厘鹽政、獎士類修古跡。

　　3、出任四川制置使（后改管內制置使）時，范成大減酒稅、罷科糴、練將士、修堡寨、蠲租賦、薦人才。

　　4、知明州（今浙江寧波）時，范成大蠲積欠、罷進奉。

　　5、知建康（今江蘇南京）時，范成大舉荒政、賑饑民、捐稅斂、開軍倉以濟貧乏，移余財以代秋租。

　　他的這些為政舉措，對減輕地方負擔、改善百姓生活、促進農業生產、安定社會秩序，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文學
　　范成大一度深受江西派的影響，現存的一些早期作品中，可以看到不少語言澀滯、堆垛典故的現象，和一些似禪非禪、似儒非儒的議論。不過，范成大在學江西詩風的同時，比較廣泛地汲取了中晚唐詩歌的風格與技巧，繼承了白居易、王建、張籍等詩人新樂府的現實主義精神，如《樂神曲》等四首，便明言“效王建”，他在博采眾長的基礎上突破了江西詩風的籠罩。尤其許多近體詩，委婉清麗中帶有峻拔之氣，有他自己的特點。其詩風格輕巧，但好用僻典、佛典。

　　范成大曾長年在各地任地方官，周知四方風土人情，詩中反映的生活面比較廣闊。例如他描寫民生疾苦的詩，繼承了唐代杜甫及元、白、張、王新題樂府的傳統，且以寫法新穎生動而別具一格，像《后催租行》中借老農之口所說的“去年衣盡到家口，大女臨歧兩分手。今年次女已行媒，亦復驅將換千斗。室中更有第三女，明年不怕催租苦！”語氣冷雋，但批判現實的力度并不亞于白居易詩的大聲疾呼。

　　范成大詩中價值最高的是使金紀行詩和田園詩。他在使金途中所寫的七十二首絕句，把自己在淪陷區的見聞感觸一一紀之于詩，主要內容是描寫淪陷區山河破碎的景象，中原人民遭受蹂躪、盼望光復的情形，憑吊古代愛國志士的遺跡以表示自己誓死報國的決心。如《青遠店》、《州橋》、《雙廟》等，反映了北方人民的痛苦生活和他們的民族感情。南宋詩人描寫中原的詩大多是出于想象，而范成大卻親臨其境，所以感觸格外深刻，描寫格外真切，在當時的愛國主題詩歌中獨樹一幟。

　　范成大退隱石湖的十年中，寫了許多田園詩，其中以《四時田園雜興》最為著名。這組詩共60首七言絕句，每12首為一組，分詠春日、晚春、夏日、秋日和冬日的田園生活。在古代詩歌史上，田園詩事實上大多是士大夫自抒隱逸情抒情詩，如王維、孟浩然詩中的田園風光都是作為詩人靜謐心境的外化而出現的。除了少數陶詩以外，古代田園詩中對田園生活最重要的內容－－農事反而是忽略不顧的，偶爾出現的樵夫、農人也往往被賦予隱士的性格。至于農村生活的主人公農民的勞作生活及其種種疾苦，唐代詩人如元稹、張籍等往往把此類內容寫進《農家詞》、《田家詞》一類樂府詩中。這些詩中沒有田園風光的描寫，在習慣上也不被看作田園詩。范成大創造性地把上述兩個傳統合為一體，全面、真切地描寫了農村生活的各種細節。范成大成功地實現了對傳統題材的改造，使田園詩成為名副其實的反映農村生活之詩。錢鐘書在《宋詩選注》中謂之“也算得中國古代田園詩的集大成”。這類詩在南宋末期產生極大影響。

　　范成大還寫了一些反映人民悲苦生活的小詩，如《夜坐有感》、《詠河市歌者》、《雪中聞墻外鬻魚菜者，求售之聲甚苦，有感三絕》等。范成大詩的語言自然清新，風格溫潤委婉，只有少數作品風格峭拔。范成大詩的藝術成就很高，然而其詩風的個性不夠鮮明。

　　范成大的文賦在當時也享有盛名。詞作情長意深，前期作品與秦觀相近，后期作品則近于蘇軾。他也寫了一些應酬唱和、山川行旅、嘆老嗟悲以至講論佛典禪里之作。楊萬里《石湖居士詩集序》說：“（范成大詩）大篇決流，短章斂芒；縟而不釀，縮而不僒。清新嫵媚，奄有鮑謝；奔逸雋偉，窮追太白。求其支字之陳陳，一唱之嗚嗚，不可得世。”

　　范成大的作品在南宋末年即產生了顯著的影響，到清初影響更大，當時流傳著“家劍南而戶石湖”（“劍南”指陸游《劍南詩稿》）的說法。

書法
　　范成大善書。其書法清新俊秀，典雅俊潤，只可惜他為詩名所掩，書名不彰。明陶宗儀《書史會要》謂范成大“字宗黃庭堅、米芾，雖韻勝不逮，而遒勁可觀”。范成大的書法曾受他母親的影響，他的母親蔡夫人，是北宋四大書家之一蔡襄的孫女。

　　范成大傳世墨跡，以尺牘簡札居多。他在成都與陸游飲酒賦詩，落紙墨尚未燥，士女已萬人傳誦，被之樂府弦歌，題寫素屏團扇，可惜這些墨跡都未傳下來。現今所能見到的范成大手跡，以他54歲所書《明州贈佛照禪師詩碑》為第一，此碑早佚，但有宋拓本藏于日本東福寺。范成大現存的手跡還有《茲荷紀念札》、《垂海札》、《荔酥沙魚札》等，他的行書《田園雜興卷》也常為人們所樂道。 明代王世貞在《弇州山人稿》中說：范成大“歸隱石湖時作即詩。無論竹枝、鷓鴣、家言，已曲盡吳中農囿故事矣！書法出入眉山（蘇軾）、豫章（黃庭堅），間有米顛（米芾）筆，圓熟遒麗，生意郁然，真是二絕。”董史在《皇宋書錄》稱其：“（范成大）近世以能書稱”、“字宗山谷、米老，韻勝不逮而遒勁可觀。”

早年仕途
　　范成大于宋欽宗靖康元年六月初四（1126年6月26日）生于吳縣（今江蘇蘇州），他幼年聰慧，十二歲時便遍讀經史，十四歲時開始創作詩文。

　　紹興十二年（1142年），宋高宗生母韋氏（顯仁皇后）從金國回朝，范成大應試獻賦頌，名列前茅。

　　紹興十四年（1144年），在昆山堅嚴資福禪寺讀書，十年不出。曾取唐人“只在此山中”句，自號此山居士。

　　紹興二十四年（1154年），范成大登進士第。

　　紹興二十六年（1156年），除任徽州司戶參軍，于此年春季抵任。

　　紹興三十二年（1162年），前往臨安，監管太平惠民和劑局。

　　隆興元年（1163年）四月，范成大任編類高宗圣政所檢討官，兼敕令所。

　　隆興二年（1164年）二月，除任樞密院編修官。十二月，任秘書省正字。

　　乾道元年（1165年）三月，任校書郎。六月，兼國史院編修官。十一月，調任著作佐郎。

　　乾道二年（1166年）二月，范成大任尚書吏部員外郎。三月，被人誣陷逾越等級，遭罷職，旋即領宮祠官。

　　乾道三年（1167年）十二月，被朝廷起用為處州知州。次年五月，范成大入宮回答宋孝宗趙昚的提問，陳說力的內容包括三方面：日力、國力、人力，認為此時都被不急之務耗費，孝宗高興地采納了他的意見。七月，赴處州任。八月，抵達處州。范成大為處州創義役。其法規定：民以都保為單位，據役戶多少和職役情況，各家按貧富輸錢買田稱義田，以所收田谷助當役者，民戶按次序輪流亢役。義役既行，公私都稱便。

　　乾道五年（1169年）五月，朝廷召范成大為禮部員外郎兼崇政殿說書，兼國史院編修官、實錄院檢討官。乾道（1165年—1173年）年間，規定以絹統計贓物數量，估價低而定罪重，范成大上奏說：“承平之時絹每匹不到一千錢，而估的價超過幾倍。紹興初年絹價遞增了五分，價錢有三千足夠了。如今絹實在貴，應當比當時的價格翻一倍。”趙昚吃驚地說：“這是使百姓陷入困境的法令條文。”于是絹價增為四千，而刑罰減輕了。 十二月，任起居舍人兼侍講，仍兼實錄院檢討官。

使不辱命
　　宋金簽訂隆興和議時朝廷忘了議定受書的禮儀，趙昚曾為此感到后悔。乾道六年（1170年）五月，趙昚任命范成大為起居郎、代理資政殿大學士、左太中大夫、醴泉觀使兼侍讀、丹陽郡開國公，充任祈請國信使，向金索求北宋諸帝陵寢之地，并請更定受書之儀。范成大因所奉國書僅語及陵寢事，請并載受書一事，趙昚不許。臨行前他對范成大說：“朕不敗盟發兵，何至害卿！嚙雪餐氊，理或有之。”左相陳俊卿因力主暫緩遣使而去位。吏部侍郎陳良祐因論不應遣使而罷官責居筠州（今江西高安）。李燾懼而不敢行。范成大慨然而行，當時金國的迎接使者仰慕范成大的名聲，以致效仿他戴巾幘。

　　到燕山后，范成大秘密地草擬奏章，具體論述接受國書的儀式，把它放入懷中。范成大首次呈進國書，言詞慷慨，金朝君臣正認真傾聽時，范成大忽然上奏道：“兩朝已經結為叔侄關系，而受書禮儀沒有確定，我這里有奏章。”于是把插在腰上的手板拿出。金世宗完顏雍大吃一驚，說：“這難道是獻國書的地方？”金朝群臣用手板擊他要他起來，范成大跪立不動，一定要把國書送上。不久，回到住所，完顏雍派伴使宣旨聽候處理。范成大一直跪著要獻上國書，金朝廷上議論紛紛，太子想殺死范成大，經越王阻止才作罷，范成大竟然得以保全氣節而歸。九月，成大返宋。完顏雍復書拒宋所請，只許趙昚奉遷陵寢，同意歸還欽宗梓宮。范成大回國后寫成使金日記《攬轡錄》。

南宅交廣
　　范成大歸國后，被任命為中書舍人。最初，趙昚書寫崔寔鑄錢之案，連及士大夫《政論》賜給輔臣，范成大上奏說：“御筆書《政論》，本意在于嚴格法紀，整頓積弊。而近日大理寺議定刑罰，順次加重一級，這不是以嚴刑換取太平，而是殘酷。”趙昚稱他說的是明智的話。張說被任命為簽書樞密院事，范成大起草制書，扣留命令七天不下達，又上疏勸告，最終阻止了任命，但范成大也因此遭外調。

　　乾道七年（1171年），范成大以集英殿修撰出知靜江府（廣西桂林）兼廣西經略安撫使，此即為“南宅交廣”之行。

　　乾道八年（1172年）臘月七日，范成大從家鄉吳郡（蘇州）出發，南經湖州、余杭，至富陽而入富春江，隨后經桐廬、蘭溪入衢江，又經信州（上饒）、貴溪、余干而到南昌，再入贛江。

　　乾道九年（1173年）元月十二日，范成大至臨江軍（樟樹），十四日游薌林和盤園，給范成大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幾棵大梅、古梅，晚年隱居石湖后，他就全力經營石湖的范村，“以其地三分之一與梅”，并專門著有《梅譜》一卷。范成大后即入贛江支流袁水，過袁州（宜春）、萍鄉進入湖南境內。泛湘江南下，至衡山，并陸行經永州、全州。三月十日，范成大入桂林。

　　此次水陸路程共三千里，歷時三月，著游記一卷，取韓愈詠桂林的“遠勝登仙去，飛鸞不暇驂”詩意，取名為《驂鸞錄》。

　　當時，廣西貧乏，專靠鹽利，漕臣又把鹽利全部取走，于是所屬縣邑有增加鹽價抑配賣給百姓的弊病，趙昚下詔恢復鈔鹽，漕司拘留鈔錢平均分給所屬各部，但錢沒按時到。范成大到廣西后，說：“有比這更至關重要的利害嗎？”上疏趙昚說：“可以強制減去漕司強取的數目，以給各郡縣使之寬裕，那么科賣抑配可以被禁止。”趙昚采納了他的意見。幾年后，廣州鹽商上書，乞求恢復客商販鹽，宰相同意他們的意見，拿出大量的銀錢幫助他們。人們多認為不好，這個意見發給有關部門討論，最終沒能改變范成大的方法。舊法規定政府所買之馬以四尺三寸為限度，趙昚下詔加到四寸以上，范成大說互市四十年，不應該突然改變。

西入巴蜀
　　淳熙二年（1175年），范成大受任為敷文閣待制、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途中他上疏說：“吐蕃、青羌兩次侵犯黎州，而奴兒結、蕃列等尤其狡黠，輕視中國。臣應當教練將兵，外修堡寨，還要講明訓練團結的方法，使人人能夠作戰，這三方面沒有錢不行。”孝宗賜給度牒錢四十萬緡。范成大還未就任，便由四川制置使改為管內（成都路）制置使。范成大認為西南邊境，黎州是要地，應增加能戰的士兵五千，請設置路分都監。吐蕃入侵路線有十八條，全部修筑柵欄分別派兵戍守。奴兒結侵入安靜寨，派飛山軍一千人前往阻擊，估計他們三天就會逃跑，結果果然如此。白水砦守將王文才私娶蠻族之女，常常帶人攻打邊境，范成大用重賞使蠻人互相懷疑，不久，王文才被俘獲送到治所，范成大立即殺掉了他。蜀北邊境過去有義士三萬，是本地的民兵，監司、郡守私自役使他們，都統司又讓他們與大軍輪流戍邊，范成大極力阻止，此事便未施行。蜀地名士孫松壽、樊漢廣都不愿出來做官，范成大表彰他們的氣節。凡是可用的人才，范成大全部招到幕下，用其所長，不拘于小節，其優秀突出的上書推薦，往往揚名于朝廷，位至二府。范成大在四川與陸游以文會友，成莫逆之交。

　　淳熙四年（1177年），范成大離任，五月底從成都萬里橋出發，十月已巳進入吳郡（蘇州）的盤門。這次的行程比較簡單：沿岷江入長江，然后一路過三峽，經湖北、江西入江蘇，從鎮江轉常州、蘇州。此行有游記二卷，取杜甫“門泊東吳萬里船”意命名為《吳船錄》。與前二錄相比，此書篇幅最長，也最為后人推重。

東薄鄧海
　　淳熙四年（1177年）春，范成大臥病，請求奉祠。五月二十九日，離開成都。十月，返回臨安召對，趙昚命他權任禮部尚書。淳熙五年（1178年）正月，以禮部尚書知貢舉。四月，以中大夫拜官參知政事兼權監修《國史》、《日歷》。六月，遭諫官彈劾罷免，奉命主管祠觀。淳熙七年（1180年），范成大被起用為明州知州兼沿海制置使，上奏請求罷除進獻海物及前任、魏王趙愷移用的錢幾萬緡，來減少民力的消耗，獲允準。

　　淳熙八年（1181年）二月，朝廷因范成大“治郡有勞”，任命其為端明殿學士。三月，任建康（今南京）知府。四月，范成大到任。在建康任上，他上奏調軍隊儲蓄的二十萬石米以賑饑民，并請減去租米五萬石。淳熙九年（1182年）八月，因范成大應對旱災、賑濟饑民有功，朝廷“轉其一官”以獎賞。十一月，特授太中大夫。水盜徐五暗中興事，號稱“靜江大將軍”，范成大將其抓獲誅殺。

　　淳熙十年（1183年），范成大除奏請開倉賑濟饑民外，還下令境內驅捕飛蝗。因苦于風眩，從夏至秋，五次請求致仕，于同年八月被任命為資政殿學士，再次提舉臨安府洞霄宮。

退隱閑逸
　　范成大致仕后，在石湖度過了長達十年較為閑適而優裕的晚年生活，于淳熙十三年（1186年）寫下了最后的名作《四時田園雜興六十首》，并于紹熙三年（1192年）左右為家鄉撰寫了《吳郡志》。

　　淳熙十五年（1188年）十一月，起任福州知州。范成大多次請辭，均未獲允，只得入朝召對，獲趙昚慰勞，并賜丹砂及手書的蘇軾詩兩首，太子趙惇（宋光宗）也賜“壽櫟堂”三大字。其后又于延和殿論事。淳熙十六年（1189年），赴福州任，行至婺州（今浙江金華），稱病堅請奉祠，獲朝廷允準。其后向新即位的趙惇上陳“當世要務”。同年，封吳郡開國侯。紹熙三年（1192年），朝廷加范成大為資政殿大學士，起知太平州。范成大多次請辭未獲準，只得于五月就任。六月，次女逝世，范成大因而辭官回鄉。紹熙四年（1193年），范成大于病中自編的詩文全集完成，命其子范莘向楊萬里求《序》。秋季，范成大病重，上疏請求致仕。九月五日（10月1日 ），范成大逝世，享年六十八歲。 朝命特贈五官。十二月十三日，歸葬吳縣至德鄉上沙的赤山旁。后累贈少師、崇國公，謚號文穆。

　　范成大的作品在當時即有顯著影響，到清初則影響尤大，有“家劍南而戶石湖”（“劍南”指陸游《劍南詩稿》）之說。其詩風格輕巧，但好用僻典、佛典。晚年所作《四時田園雜興》（60首）是其代表作，錢鐘書在《宋詩選注》中謂之“也算得中國古代田園詩的集大成”。他同時還是著名的詞作家，或許還可說是一位地理學家。有《石湖詩集》、《石湖詞》、《桂海虞衡志》、《攬轡錄》、《驂鸞錄》、《吳船錄》、《吳郡志》等著作傳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