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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為多產的散曲大家
　　張畢生致力于詞曲的創作，是元代最為多產的散曲大家，也是元曲的集大成者之一，其在世時便享有盛譽。其作品風格多樣“或詠自然風光、或述頹放生活、或為酬作、或寫閨情”，是元代散曲中“清麗派”的代表作家。其散曲，元世已有《今樂府》、《蘇堤漁唱》、《吳鹽》三種行于世（見曹本《錄鬼簿》），且胡正臣子胡存善已編有《小山樂府》（同上）。今存散曲，據隋樹森《全元散曲》所輯，共小令八百五十五首，套數九套，其數量為元人之冠。小山亦能詩，見于《元詩選》癸集，然以散曲盛稱于世。元·高栻《雙調·殿前歡《題小山蘇堤漁唱》稱其“才華壓盡香奩句，字字清殊”，“價等連城玉，名重《長門賦》”；大食惟寅《雙調·燕引雛》《奉寄小山先輩》稱其“聲傳南國，名播中州”。明·賈仲明補《錄鬼簿》挽詞，稱“照耀乾坤《今樂府》，《蘇堤漁唱》文相助，又《吳鹽》余意續”，“荊山玉，合浦珠，壓倒群儒”（天一閣本《錄鬼簿》）。明·朱權《太和正音譜》評其詞“如瑤天笙鶴”，又稱“其詞清而且麗，華而不艷，有不吃煙火食氣，真可謂不羈之才；若被太華之仙風，招蓬萊之海月，誠詞林之宗匠也，當以九方皋之眼相之”。明·李開先序喬吉、張可久二家小令，謂“樂府之有喬張，猶詩家之有李杜”，王驥德《曲律》則辯云：“李則（王）實甫，杜則（馬）東籬，始當；喬、張，蓋長吉、義山之流”。清·劉熙載《藝概》稱喬、張“兩家固同一騷雅，不落俳語，惟張尤翛然獨遠耳”。今人或有以為小山曲風雅麗，其曲作有“不脫詞境”、“詞曲間幾乎一致”者，但亦肯定“小山一人造境，亦散曲中清華一派之所由立也”（任訥《曲諧》）。
　　部分作品如〔慶東原〕《和馬致遠先輩韻》等抒發窮通無定，世態炎涼的感慨；〔賣花聲〕《懷古》等曲寫百姓的痛苦和世道的險惡。這類作品充滿憤世嫉俗的感情，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當時社會黑白顛倒、賢愚不分的現實。他的小山散曲的又一內容是向往歸隱，描寫歸隱生活中的情景。“依松澗，結草廬，讀書聲翠微深處。”張可久結交的多為官員和文人，生活面比較狹窄，作品內容不夠廣闊，不少唱和之作，顯得平庸。雖有憤懣和不滿，但仍表現出一種“怨而不怒”的色彩。張可久是元代散曲清麗派的代表作家。他的散曲的藝術特點是：講究格律音韻；著力于煉字煉句，對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運用詩、詞作法，講究蘊藉工麗，而且常常熔鑄詩詞名句，藉以入于典雅。其作品多為欣賞山光水色，抒寫個人情懷和應酬懷古之作。作品表現了閑適散逸的情趣，同時吸收了詩詞的聲律，句法及辭藻到散曲中，形成一種清麗而不失自然的風格。明清以來頗為文人推重。明朱權《太和正音譜》譽之為“詞林之宗匠”。享譽當時，是一代曲風轉捩的關鍵人物。元散曲前期創作崇尚自然真率，后期則追求清麗雅正。張可久的創作實踐在曲風轉變中起了重要作用。其散曲在后期被視為典范。

地位
　　張可久早年與馬致遠、盧摯、貫云石有交往，曾互相作曲唱和。而他的散曲里涉及的是隱居和游蕩的江湖生活，正如他自己所形象概括的“半紙虛名，萬里修程”[上小樓《春思》]。
　　張可久長期為吏的身世，對他的創作很有影響。生活的坎坷使他抑郁悲傷，向往歸隱。因此，描寫歸隱生活的景和情在作品中就顯得多一些。“歸隱”雖然是一個傳統題材，而對張可久來說，有其特殊的、深切的思想內涵：他一生奔波于宦海，到70歲尚任小吏“昆山縣幕僚”；80歲還任“監稅松源”，有不得已的苦衷……他結交的多為官員和文人，因此生活面比較狹窄，作品內容不夠廣闊。他有不少唱和之作，不論在思想上或藝術上都顯得平庸；同時他的社會地位和經歷，又決定了他的生活態度比較順從，雖有憤懣和不平，都表現一種“怨而不怒”的色彩。
　　張可久在散曲史上居有重要地位。元代前期，散曲家時尚自然真率，后期追求清麗雅正。張可久在這劃時代轉變中起了重要作用。他力求脫離散曲原有的白描的特色而入于雅正，以豐富多彩而又清麗的風格，自成元代散曲鮮花中的奇葩。《錄鬼簿》把張可久列入“方今才人相知者”一類。他專攻散曲，特別致力于小令，能得樂府遺妙。
　　張可久的散曲作品，當時即已集成。據隋樹森《全元散曲》所輯，共存小令855首，套數9篇，占元散曲的五分之一。著有《吳鹽》、《蘇堤漁唱》、《小山北曲樂府》等散曲集，又有天一閣本《小山樂府》共六卷。
　　張可久是元代散曲“清麗派”的代表，被譽為“詞林之宗匠”。清代詩論家劉熙載推崇他為“曲家翹楚”。他的散曲主要的藝術特點是：講究格律音韻，著力于鍛字煉句，對仗工整，字句和美，融合詩詞作法，籍以入于典雅。許光治說他“儷辭追樂府之工，散句擷唐宋之秀”（《江山風月情·自序》）。李開仙《小山小令序》評小山樂府，謂如瑤天笙鶴，有不食煙火氣，可稱之為“曲仙”。

　　人生坎坷，生平事跡不詳，浙江慶原路（路治今浙江寧波）人。曾多次做路吏這樣的下級官吏，后以路吏轉首領官（以上見曹楝亭本《錄鬼簿》）。錢惟善《江月松風集》中有《送張小山之桐廬典史》詩，可知其又曾為桐廬典史。至正初年七十余，尚為昆山幕僚（見李祁《云陽集·跋賀元忠遺墨卷后》），至正八年（一三四八）猶在世。一生懷才不遇，時官時隱，曾漫游江南之名勝古跡，足跡遍及江蘇、浙江、安徽、湖南一帶，晚年隱居在杭州一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