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成就
　　徐文長的文藝創作所涉及的領域很廣，但可以指出它們共同的特征，就是：藝術上絕不依傍他人，喜好獨創一格，具有強烈的個性，風格豪邁而放逸，而且常常表現出對民間文學的愛好。 明代的詩壇，由于前后七子的提倡，出現了一股擬古的風潮。雖說他們也自有不可抹煞的成績，但這種擬古的風氣，顯然有礙于詩歌藝術的發展。徐文長對此深致不滿，并作了尖銳的批評。他說：鳥學人言，本性還是鳥；寫詩如果一意模擬前人，學得再象，也不過是鳥學人言而已，毫無真實的價值。他自己的詩歌創作，注重表達個人對社會生活的實際情感，風格略近李賀，問學盛唐，并雜取南朝，出入宋元，而終不失其為自我。這個傾向為稍后主張抒發性靈的公安派所繼承，對改變晚明詩風具有重要意義。公安派的主將袁中郎對徐文長的詩有一段精彩的評述：“文長既不得志于有司，遂乃放浪曲蘗，恣情山水……其所見山奔海立，沙起云行，風鳴樹偃，幽谷大都，人物魚鳥，一切可驚可愕之狀，一一皆達之于詩。其胸中又有一段不可磨滅之氣，英雄失路、托足無門之悲，故其為詩，如嗔如笑，如水鳴峽，如種出土，如寡婦之夜泣，羈人之寒起。當其放意，平疇千里；偶爾幽峭，鬼語秋憤。”徐文長的散文，以《自為墓志銘》一篇最為出色。此外許多尺牘也很有特色，潑辣機智，幽默多趣，文風遠啟金圣嘆一流，但總的來說，成就不及詩歌。
　　徐文長的戲劇創作有雜劇集《四聲猿》，其中包括《狂鼓史》、《翠鄉夢》、《雌木蘭》、《女狀元》四個獨立的戲。《狂鼓史》是有感于嚴嵩殺害沈鍊之事而寫的，表現出狂傲的反抗精神。后兩個戲都是寫女扮男裝建功立業的故事，反映了徐文長對婦女的看法，有一定的反封建意義。這些作品都打破了雜劇固定的格式，為戲劇形式上的多樣化開拓了門津。在戲劇理論方面，他主張“本色”，即戲劇語言應當符合人物的身份，應當使用口語和俗語，以保證人物的真實性，而反對典雅的駢語，過度的修飾，這些看法都是很有見地的。此外，他還作有《南詞敘錄》，這是我國第一部關于南戲的理論專著，在戲劇史上具有重要意義。
　　此外，雜劇《歌代嘯》，小說《云合奇縱》（即《英烈傳》），據說也是徐文長所作。

書法成就
　　徐渭的書法和明代早期書壇沉悶的氣氛對比顯得格外突出，他最擅長氣勢磅礴的狂草，但一般人很難看懂，用筆狼藉，他對自己的書法極為喜歡，自己認為“書法第一，詩第二，文第三，畫第四”。
　　徐渭超越了時代，開啟和引領了晚明“尚態”書風，把明代書法引向了新的高峰。陶望齡曾說過其書法“稱為奇絕，謂有明一人” 。袁宏道則稱：“予不能書，而謬謂文長書決在王雅宜、文征仲之上，不論書法而論書神，先生者誠八法之散圣，字林之俠客矣！”(《徐渭集四-附錄》《徐文長傳》)
　　徐渭書法和書法觀的產生，與明中、晚期整個思想、文化、審美觀念巨大變遷相吻合的。俆渭書法也是對吳門書派主張唐法的反叛中出發，繼而吸取北宋蘇、黃、米追求藝術個性化的積極因素中走來。徐渭在《書季子微所藏摹本蘭亭》中所說的“時時露己筆意”(《中國書法全集-徐渭》，411頁)的審美精神。他的原話是：“非特字也，世間諸有為事，凡臨摹直寄興耳，銖而較，寸而合，豈真我面目哉？臨摹《蘭亭》本者多矣，然時時露已筆意者，始稱高手。予閱茲本，雖不能必知其為何人，然窺其露已筆意，必高手也。優孟之似孫叔敖，豈并其須眉軀干而似之耶？亦取諸其意氣而已矣。“
　　如果說徐渭的行書已用“己意”實現了對傳統筆法的改變，那么，最大的改變是那些高頭大軸的中堂行草書。以前說“董其昌破壞了墨法”，在這則要說“徐渭破壞了筆法”。徐渭在書法從卷冊翰札的文房把玩轉向廳堂展示審美的變革中，實現了作品創作中筆法的改造。《代應制詠劍草書軸》和《代應制詠墨草書軸》是其代表作。徐渭這種借鑒于繪畫的點畫表現方法，是對晉唐筆法的創造性破壞。對于書法藝術這種美術化傾向的改變。 劉正成《書法藝術概論》）

美術成就
　　潑墨寫意畫
　　明代（公元1368—公元1644年）時期的中國，美術正處在學習古人與創新兩種意識碰撞的特殊 階段。水墨寫意畫迅速發展，以徐渭為代表的潑墨大寫意畫非常流行，名家出現很多，技法也不斷更新，徐渭憑借自己特有的才華，成為當時最有成就的寫意畫大師。
　　徐渭生性狂放，性格恣肆，但他在書畫、詩文、戲曲等方面均獲得較大成功。他的寫意水墨花鳥畫，氣勢縱橫奔放，不拘小節，筆簡意賅，用墨多用潑墨，很少著色，層次分明，虛實相生，水墨淋漓，生動無比。他又融勁健的筆法于畫中，書與畫相得益彰，給人以豐富的想象。

　　似與不似之間
　　徐渭的潑墨寫意花鳥畫，別開生面自成一家。其花鳥畫，兼收各家之長而不為所限，大膽變革，極具創造力。其寫意畫，無論是花卉還是花鳥，皆一揮而就，一切盡在似與不似之間，對筆下的四時花木，畫家運用勾、點、潑、皴等多種筆墨形態，將牡丹之雍容 、紫薇之雋秀、竹子之蕭疏、霜菊之孤傲、寒梅之挺潔的神韻刻畫的入木三分，分別舒展九尺與五尺的梧桐和芭蕉，直沖畫外，不見首尾，與密如驟雨的葡萄、虬如蟠龍的藤蔓構成了巨大的張力，充溢在畫面中的縱橫之氣和豪放境界更是前所未有。他的水墨葡萄，串串果實倒掛枝頭，水鮮嫩欲滴，形象生動，茂盛的葉子以大塊水墨點成，風格疏放，不求形似，代表了徐渭的大寫意花卉的風格。豐富的運動軌跡與濃淡、徐疾、大小、干濕、疏密程度各異的筆蹤墨韻，無不具備振筆疾書的即興性和不可重復性，呈現出中國繪畫中最為強烈的抽象表現主義。這不是一般的描摹物象，而是藝術的加工，使其蘊含某種內在的氣質、精神，這種氣質、精神又使欣賞者有如臨其境之感。徐渭筆下的南瓜、菊花圖，一氣呵成，驅墨如云，氣勢逼人，同時又恰如其分的駕馭筆墨，輕重、濃淡、疏密、干濕極富變化。墨法上既呈隨意浸滲的墨暈，又見控制得宜的濃淡。雖然被徐渭自稱“戲抹”，然而在寫意中仍生動的傳達出了花果的不同秉性和生韻。它的梧桐圖，只以潑墨筆法繪其一小部分，卻有使人聯想到挺拔正直的參天梧桐。正如翁方綱所說：“紙才一尺樹百尺，何以著此青林廬。恐是磊落千丈氣，夜半被酒歌噓唏。” （《復初齋詩集》）徐渭以其精湛的筆法，在似與不似之間，為欣賞者營造出一片開闊的審美天地。
　　書中有畫，畫中有書
　　徐渭是一個書法家，在繪畫中，他將自己的書法技巧和筆法融于畫中，使人覺得他的潑 墨寫意畫簡直就是一幅慷慨淋漓的蒼勁書法。正如張岱所言：“今見青藤諸畫，離奇超脫，蒼勁中姿媚躍出，與其書法奇絕略同。昔人謂摩詰之詩，詩中有畫，摩詰之畫，畫中有詩；余謂青藤之書，書中有畫，青藤之畫，畫中有書。”（《陶庵夢憶》）他的《墨葡萄圖》，墨的濃淡顯示了葉的質感，題詩的字體結構與行距不規則，如葡萄藤蔓一樣在空中自由延伸，書與畫融為一體。徐渭的書法造詣很高，其跌宕縱橫的筆法有助于繪畫藝術的巧妙變化，如畫墨荷、葡萄，大刀闊斧，縱橫馳騁，沒有深厚的書法功力是難以做到的。徐渭曾做一幅《梅花蕉葉圖》，將梅花與芭蕉放在一起，并且在畫上題寫道：“芭蕉伴梅花，此是王維畫”，顯示出徐渭與王維在某些構圖上的源流關系。當然，王維畫雪里芭蕉，更突出一種禪機，即，使得雪的清寒與芭蕉的心空構成畫面的宗教底蘊，而徐渭在這樣的畫面組合中，更突出一種超越時空的主體解放性。徐渭的書法和畫法都極為嫻熟，功底深厚，他的題字，如他的潑墨寫意畫，縱橫不羈，洋洋灑灑；他的潑墨寫意畫，融合了精熟的筆法，意趣橫生，極富韻味。

　　畫如其人
　　徐渭平素生活狂放，對權勢不嫵媚，在當世凡前來求畫者，須值徐渭經濟匱乏時，這時若有上門求畫者投以金帛，頃刻即能得之；若趕在他囊中未缺錢，那么你就是給的再多，也難得一畫——實在是一位性情中人。徐渭的寂寞真可以用他自己的一首《題墨葡萄詩》來概括：
　　半生落魄已成翁，獨立書齋嘯晚風。
　　筆底明珠無處賣，閑拋閑擲野藤中。

　　徐渭一生命途多舛，遭遇坎坷，晚年悲苦凄涼，形影相吊，他將自己的悲憤和懷才不遇之感融注于筆端，創造了一幅又一幅驚世駭俗的水墨名畫。他筆下的墨竹，枝淡葉濃，，逸筆草草，竹枝氣勢勁健，竹葉俯垂含情，雖屬竹枝而高潔清爽之氣不減。這正是畫家身處下層，懷才不遇，品格高潔，絕世獨立人格的光輝寫照。他的潑墨牡丹，不拘于牡丹的富貴高雅特征，色彩絢爛，他卻常常以水墨繪之，有意改其本性，其目的是有賦予牡丹清雅脫俗的格調和神韻，所謂“從來國色無裝點，空染胭脂媚俗人。”
　　作品流傳至今的較多，著作有：《四聲猿》、《南詞敘錄》、《徐文長佚稿》、《徐文長全集》等；傳世著名作品有《墨葡萄圖》軸、《山水人物花鳥》冊（均藏故宮博物院）、《牡丹蕉石圖》軸，以及晚年所作《墨花》九段卷（現藏故宮博物院）等。

　　明代嘉靖年間著名詩人，畫家，書法家，戲曲家，民間文學家 ，美食家，歷史學家。與解縉、楊慎并稱“明代三大才子”。清代鄭板橋對徐文長非常敬服，曾刻一印，自稱“青藤門下走狗”。

生平概述
　　徐渭，明朝人，于正德十六年（1521年）出生于浙江紹興府山陰城大云坊的官僚世家，父徐鏓，母為侍女小妾，少年時天才超逸，入徐氏私塾讀書，“六歲受《大學》，日誦千余言”“書一授數百字，不再目，立誦師聽。”。 十歲仿揚雄《解嘲》作了一篇《釋毀》，性格豪放，“指掌之間，萬言可就。”二十歲時成為生員，嘉靖二十年（1541年）娶同縣潘克敬女為妻，接下來八次應試不中，“再試有司，皆以不合規寸，擯斥于時。”
　　嘉靖二十二年（一五四三年），徐渭二十三歲，與蕭勉、陳鶴、楊珂、朱公節、沈煉、錢鞭、姚林、諸大綬、呂光升號“越中十子”。
　　嘉靖二十六年（1547年）在山陰城東賃房設館授徒，后來為浙閩總督作幕僚，曾入胡宗憲幕府，一切疏計，皆出其手，又出奇計大破徐海等倭寇。
　　一日胡宗憲于舟山捕獲白鹿，徐渭撰《進白鹿表》、《再進白鹿表》、《再進白鹿賜一品俸謝表》等并獻于朝中，視為祥物，“上又留心文字，凡儷語奇麗處，皆以御筆點出，別令小臣錄為一冊”，學士姚汾等對徐渭文章大為賞識。又代作《賀嚴公生日啟》，吹捧奸相嚴嵩。
　　嘉靖四十三年（1564年）胡宗憲以“黨嚴嵩及奸欺貪淫十大罪”被捕，獄中自殺，徐渭作《十白賦》哀之。李春芳嚴查胡宗憲案，徐渭一度因此發狂，作《自為墓志銘》，以至三次自殺，“引巨錐刺耳，深數寸；又以椎碎腎囊，皆不死。精神幾近失常，幾近癲狂。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在發病時殺死繼妻張氏，下獄七年。獄中完成《周易參同契》注釋，揣摩書畫藝術。
　　萬歷元年（1573年）大赦天下，為狀元張元忭等所救出獄，出獄后已53歲。
　　從此潦倒，痛恨達官貴人，浪游金陵、宣遼、北京，又過居庸關赴塞外宣化府等地，教授李如松兵法，結識蒙古首領俺答夫人三娘子。
　　萬歷五年（1577年）回紹興，注釋郭璞《葬書》。
　　徐渭晚年以賣畫為生，但從不為當政官僚作畫，“有書數千卷，后斥賣殆盡。疇莞破弊，不能再易，至借稿寢”，常“忍饑月下獨徘徊”，杜門謝客，其中只在張元汴去世時，去張家吊唁以外，幾乎閉門不出， 最后在“幾間東倒西歪屋，一個南腔北調人“ 的境遇中以73歲高齡結束了一生。死前身邊唯有一狗與之相伴，床上連一鋪席子都沒有，凄凄慘慘。

細述生平
　　明清兩代，出現過不少多才多藝的文人。不過象徐文長那樣，在詩文、戲劇、書畫等各方面都能獨樹一幟，給當世及后代留下深遠影響的，卻也頗為難得。他的詩，袁中郎尊之為明代第一，他的戲劇，受到湯顯祖的極力推崇，至于繪畫，他更是我國藝術史上成就最為特出的人物之一。

才名早揚
　　徐文長，名渭，文長是他的字。又號青藤山人、天池生、田水月等。明正德十六年（1521）出生于山陰（今紹興）一個趨向衰落的大家族。他的父親徐鏓做過四川夔州府的同知，原配童氏，生下徐淮、徐潞兩個兒子，繼娶苗氏，不曾生育，晚年納妾生下徐文長，在文長出生百日后就死了。此后徐文長由嫡母苗夫人撫養到十四歲，苗氏死后，隨長兄徐淮生活，直到二十一歲入贅潘家。雖然出生在官僚家庭，但徐文長早年的生活并不愉快。他的生母是個婢女，在家中自然毫無地位。嫡母苗夫人將徐文長當作親骨肉撫養，寄予期望；但或許正因為這個緣故吧，在文長十歲那年，苗夫人就把他的生母逐出了家門。幼年奪母，對徐文長是一個很大的刺激。雖然二十九歲那年他得以把母親接回自己家中，但直到垂暮之年，他仍然不能忘懷這件事情。由于徐文長是庶出，而兩個嫡出的哥哥又比他年長二三十歲，所以徐文長在家中也沒有什么地位。他年青時考秀才未取，在給督學官員要求復試的上書中這樣說道：“學無效驗，遂不信于父兄。而況骨肉煎逼，箕豆相燃，日夜旋顧，惟身與影！”顯得很悲憤。成年后家道中衰，徐文長入贅婦家，生活當然也不那么自在。一個機警敏感的人，在如此坎坷的境遇中長成，自然容易養成執拗和偏激的性格。 徐文長生性極為聰慧。他六歲讀書，九歲便能作文，十多歲時仿揚雄的《解嘲》作《釋毀》，轟動了全城。當地的紳士們稱他為神童，比之為劉晏、楊修。二十來歲時他與越中名士姚海樵、沈鍊等人相交往，被列為“越中十子”之一。沈鍊曾夸獎他說：“關起城門，只有這一個。”據說在一次酒宴上，主人有意為難徐文長，指著席上一件小東西請他作賦，暗中卻命童仆捧上丈余長的紙卷。徐文長立身把筆，一氣寫盡，驚倒了滿座的人。另外有一個關于徐渭的小故事，也能凸顯他的聰明才智，在他年幼時，還在上私塾，老師看他聰明伶俐，便要考考他，讓他拿著兩個水桶去汲水，期間要度過獨木橋，當時徐渭尚小，力氣也不足，自是困難，但是塾師看見徐渭高興地抬水回來，驚問方法，他高興地說：把水桶放水里自然輕松多了！當時尚無浮力一說，文長的聰敏，讓老師大加贊賞。

屢試不售
　　自幼以才名著稱鄉里的徐文長，一向頗有些自負自傲，對功名事業充滿了向往，然而在科舉道路上卻屢遭挫折。二十歲那年，他結結巴巴地考中了個秀才，此后一次又一次參加鄉試，直到四十一歲，考了八次，始終也未能中舉。其間二十六歲時喪妻，從潘家遷出，以教書糊口；三十七歲時應胡宗憲之邀，入幕府掌文書。徐文長在科舉中一再失敗，并不是偶然的。他暮年作《自作畸譜》，還特地記下了六歲入學時所讀的岑參《和賈舍人早朝》詩句：“雞鳴紫陌曙光寒”，流露出無窮的人生感慨。

從戎幕到牢獄
　　徐文長通常給人以恃才縱誕的印象，不過他也是一個關心社會政治，富有愛國熱情的人。嘉靖時期，東南沿海遭受倭寇的頻繁侵擾，由于兵備松弛，官吏無能，給人民的生命財產帶來慘重損失。徐文長一方面以詩歌對此進行尖銳的抨擊，一方面滿懷熱忱地投入到抗倭戰爭中。他雖然身無一職，卻幾次換上短衣，冒險隨軍隊來到前線，觀察形勢，然后記錄下戰事的經過，分析成敗的原因，向有關官員提出破敵的方略。這些文章大都寫得比較切實，不同于一般的書生議論。
　　嘉靖三十六年（1557），徐文長以才名為總督東南軍務的胡宗憲所招，入幕府掌文書。這是徐文長一生中最得意的時期。入幕之初，他為胡宗憲作《進白鹿表》，受到皇帝的賞識。自此胡宗憲對他更為倚重，對他放任的性格，也格外優容。陶望齡《徐文長傳》記載說：徐文長常常與朋友在市井飲酒，總督府有急事找他不到，便深夜開著大門等待。有人報告胡宗憲，說徐秀才正喝得大醉，放聲叫嚷，胡宗憲反而加以稱贊。當時胡宗憲權重威嚴，文武將吏參見時都不敢抬頭，而徐文長戴著破舊的黑頭巾，穿一身白布衣，直闖入門，縱談天下事，旁若無人。
　　當然在幕府中也有許多不如意的事。胡宗憲出于各種原因，與權臣嚴嵩來往甚密，而徐文長是痛惡嚴嵩的，他最親近的友人沈鍊就因參劾嚴嵩而遭到殺害。但徐文長又不得不代胡宗憲寫了一些吹捧嚴嵩的文字，這真是文人的悲劇。
　　嘉靖四十一年（1562），嚴嵩被免職，徐階出任內閣首輔。在徐階的策動下，胡宗憲受到參劾，并于次年被逮捕至京（后來因平倭有功，只受到免職處分），徐文長也就離開了總督府。到嘉靖四十四年，胡宗憲再次被逮入獄，死于獄中，他原先的幕僚也有好幾人受到牽連。徐文長生性本來就有些偏激，連年應試未中，精神上很不愉快，此時他對胡宗憲被構陷而死深感痛心，更擔憂自己受到迫害，于是對人生徹底失望，以至發狂。他寫了一篇文辭憤激的《自為墓志銘》，而后拔下壁柱上的鐵釘擊入耳竅，流血如迸，醫治數月才痊愈。后又用椎擊腎囊，也未死。如此反復發作，反復自殺有九次之多。嘉靖四十五年，徐文長在又一次狂病發作中，因懷疑繼妻張氏不貞，將她殺死，因此被關入監牢。
　　其中援助最為有力的，先是禮部侍郎諸大綬，后是翰林編修張元忭（他是明末著名散文家張岱的曾祖父），他們都是徐文長的至交，又都是狀元出身，頗有聲望。在這些朋友的解救下，徐文長坐了七年牢，終于借萬歷皇帝即位大赦之機獲釋。這是1573年的事，徐文長已經五十三歲了。

潦倒晚年
　　經歷了如此多的磨難，徐文長已不再有什么政治上的雄心，但他對國事的關注卻老而未衰。出獄后，他先在江浙一帶游歷，登山臨水，并交結了許多詩畫之友。萬歷四年（1576）夏，徐文長年輕時代的朋友，這時已經做到宣化巡撫、擔負北部邊防重任的吳兌邀他北上，他便欣然前往。徐文長在宣化幕府的時間不到一年，但留下了不少描寫北地風光、民俗和軍旅生活的詩文。在寫給許多官員的贈序中，他都喜歡議論政事，尤其是關于邊防的策略。當時張居正主持國政，對蒙古采取撫和的方針，徐文長對此表示贊賞。他在吳兌那里受到敬重，無奈身體不好，只得于次年春經北京回到家鄉。
　　六十歲時，徐文長應張元忭之招去北京，但不久兩人的關系就惡化了。據張岱的記敘，張元忭是個性格嚴峻、恪守禮教的人，而徐文長卻生性放縱，不愿受傳統禮法的束縛。張元忭常常以封建禮教約制徐文長，這使徐文長大為惱火。他曾對張元忭說：我殺人當死，也不過是頸上一刀，你現在竟要把我剁成肉糜！由于和老朋友的交惡，加上與官僚們交往受到不平等的對待，使徐文長情緒郁憤，舊病復發，便于居京三載后重歸家鄉。此后，徐文長就再沒有離開過山陰。
　　晚年鄉居的日子里，徐文長越發厭惡富貴者與禮法之士，所交游的大都是過去的朋友和追隨他的門生。據說有人來訪，徐文長不愿見，便手推柴門大呼：“徐渭不在！”他一生不治產業，錢財隨手散盡，此時只得靠賣字畫度日。但手頭稍為寬裕，便不肯再作。倒是一班門生和晚輩的朋友，或騙或搶，常常得到他的杰作。徐文長似乎特別嗜蟹，許多題畫詩記載了朋友們用活蟹來換他畫蟹的經過。最后幾年，徐文長身患多種疾病，大約畫也不能常作，生活更為貧苦。《徐文長文集》中有《賣貂》、《賣磬》、《賣畫》、《賣書》諸詩，顯示出這位大文學家藝術家凄涼的晚境。1593年，徐文長去世，年七十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