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鄭垓

　　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馬一浮9歲，其父聘請會稽舉人鄭垓為他作啟蒙塾師。鄭垓（1867—1925年），字墨田，上虞長塘人。他博覽史書，善文能詩，擅長書畫，且精通《易經(jīng)》與醫(yī)學。馬一浮聰穎非凡，讀書過目不忘，3年以后，鄭墨田這位飽學之士已深感不能勝任，即知難而退辭去教職。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師生同赴縣考，學生名列榜首，而教師鄭墨田卻是第23名。但馬一浮對這位啟蒙老師仍敬愛有加，抗戰(zhàn)前幾年，已經(jīng)享有盛名的馬一浮從杭州回紹興探望恩師，身著黑褂長袍，頭戴紅頂緞帽，來到鄭垓的書房門口，恭恭敬敬地以四跪四拜大禮叩見老師。先師去世時，他又專門題寫了墓碑，并贈給其子鄭光立一部木刻的《道德經(jīng)》。

　　與湯壽潛

　　馬一浮的岳父湯壽潛（1856—1917年），山陰人氏，曾為民國時期浙江第一任都督，又曾任交通總長等職。他為人正直清廉，任浙江鐵路公司總經(jīng)理時不取薪金，為人處事講究原則，馬一浮16歲時成了湯壽潛的東床快婿，也深受其人格的影響。湯壽潛造滬杭鐵路時，原打算將杭州車站設在艮山門，再鋪一條支線到拱宸橋。馬一浮認為此舉對在拱宸橋設有租界的日本帝國主義有利，說中國人造鐵路應該為中國人著想，力主將終點設在杭州商業(yè)區(qū)，再鋪一條支線到錢塘江邊，使水陸運輸銜接。岳婿兩人達成共識，于是才有了后來的城站與南星橋貨運站。

　　與蔡元培

　　紹興先賢蔡元培（1868—1940年）比馬一浮大15歲，對馬一浮也十分器重。1912年中華民國臨時政府成立，蔡元培任教育總長，他想物色一位德才兼?zhèn)涞牡昧χ譃榻逃康拿貢L，就想到了馬一浮。馬對蔡的學問與人品也很敬重，接到邀請書后，立即北上赴任。但他畢竟是一介書生，對官場一套應酬不適應，兩周以后即辭去職務回到浙江。1916年冬，蔡元培從法國回國，1917年出任北京大學校長。在考慮文科學長人選時，蔡元培再一次想到了馬一浮，委托蘇曼殊到杭州拜訪在西湖隱居的馬一浮，馬一浮又以“古聞來學，未聞往教”為辭婉拒。

　　與馬敘倫

　　馬敘倫（1885—1970年）是馬一浮的好友，祖籍也在紹興。他比馬一浮小兩歲，早年兩人均追隨孫中山先生為辛亥革命出過力。解放初，中共在北京籌備召開第一屆全國政協(xié)會議，周恩來擬邀請馬一浮出席會議，即請馬敘倫拍電報轉告。但這份由馬敘倫署名的電文過于簡單，馬一浮收到后，以為是朋友的私人邀請，沒有赴會。周恩來以為馬一浮為人清高，不肯來赴會，打算親自到杭州來邀請，因公務繁忙，無法脫身，于是派時任上海市市長的陳毅先來拜訪馬一浮，于是就有了1952年陳毅的蔣莊之行。1957年4月，周恩來陪同蘇聯(lián)國家元首伏羅希洛夫訪問杭州，對這位鄉(xiāng)賢仍念念不忘，乃陪同伏老來到蔣莊登門拜訪，兩人終于相見了。此后，周恩來陪同柬埔寨國家元首西哈努克親王來杭，設宴于杭州飯店，也請馬老作陪。從此，政府即從各方面關心馬老的生活。當時杭州只有花港飯店、華僑飯店和杭州飯店有暖氣設備，一到冬天，馬一浮就被安排到其中一處居住。馬一浮十分感激，特地將自己收藏的357件書法精品捐獻給國家。

　　與竺可楨

　　馬一浮與竺可楨先生（1890—1974年，上虞東關人）也有一段交往。1936年5月24日，擔任浙江大學校長剛剛一個月的竺可楨即到馬一浮寓所拜訪，聘請馬一浮為浙大學生授課。馬老未答允。抗戰(zhàn)爆發(fā)，浙江大學內(nèi)遷，馬老也往西逃難，竺可楨又一次電邀馬老擔任國學講座教授。時國難當頭，急需培養(yǎng)人才，馬老一口答應，隨浙大師生來到江西泰和，以后又轉至廣西宜山。

　　馬一浮與孫傳芳，1903年，美國 被人譽為“千年國粹、一代儒宗”的馬一浮，道德高尚，為人謙遜。但他對驕橫的權貴，卻是風骨傲岸，橫眉冷對。

　　1924年9月，直系軍閥孫傳芳占領浙江，任浙江軍務善后督辦，夏超任浙江省長。孫到浙后，做了一些不得人心的事。如勒令停刊有市民聲音的《杭州報》 ，干涉市民抵制日商百貨的行動等。旅滬浙江公會發(fā)電呼吁，要孫傳芳離開浙江；旅江津浙人發(fā)表公告，要夏超辭去省長。一次，孫傳芳專程到馬一浮家拜訪，馬一浮知道來訪者是孫傳芳，立即表示不接見。家人考慮到孫傳芳的當時權勢，便打圓場說：“是否可以告訴他，你不在家？”馬一浮果斷地說：“告訴他，人在家，就是不見。”孫傳芳聽后，只好沒趣地悻悻而返。

　　與蔣介石

　　1938年8月，馬一浮避日寇西遷，在四川烏云山復興書院任主講和總編纂。國民政府想借馬一浮的聲望，收買人心，裝點門面，用尊孔讀經(jīng)來對抗馬列主義的傳播，開始同意給復興書院撥款，后遲遲沒行動。馬一浮為解決經(jīng)費，來到重慶。蔣介石知道后，為取得禮賢下士的名聲，特邀召見。馬一浮再三推辭，后不得已才由陳布雷陪同，去見了一面。

　　馬一浮到蔣介石處后，蔣介石略事寒暄，假惺惺地做出虛懷若谷的樣子，向馬一浮請教治國之道。馬一浮正色道：“唯誠可以感人，唯虛可以接物，這是治國的根本之法。”直言指責蔣欺騙人民，虛偽專制。又說：“務請以國家民族為重，捐棄宿怨前嫌，聯(lián)合各黨各派，共同抵御外侮。”其言刺耳，說得蔣介石默默無語。馬一浮講完后起身告辭。此后國民政府仍不給書院經(jīng)費，馬一浮靠刻書賣字維持生計和捐款書院。

　　與毛澤東

　　1956年，全國政協(xié)召開知識分子大會，毛澤東等共和國領導人親切接見了與會的各位特邀委員，并與大家合影留念。這是馬一浮第一次見到毛澤東。

　　1957年，馬一浮又應邀赴北京開會。會后舉行宴會，毛澤東特意與馬一浮坐在一起。他們互相交談，頗為融洽。馬一浮后來特意書寫了“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為一家”的一副詩聯(lián)，贈給毛澤東，以示答謝。

　　1964年，馬一浮應邀赴北京開會，毛澤東又一次接見了他。兩人談論了中國古代詩歌等，當時在座的還有馬一浮的同道和友人熊十力等。此次會見，馬一浮還為毛澤東寫了一副古人的名聯(lián)：“大海有真能容之量，明月以不常滿為心”。

　　也是在1964年，有一次毛澤東接見和宴請全國政協(xié)委員中花甲以上的老人，馬一浮也在其中。當時他應邀赴宴，先與在門口迎接的毛澤東握手寒暄，隨后被安排坐在毛澤東身旁，同桌的還有周恩來、陳毅、粟裕、陳叔通等。毛澤東還特地請馬一浮坐在自己和周恩來之間，以示敬重。宴席開始之前，面對馬一浮、陳叔通等耆碩，毛澤東不要服務員來擺放碗筷，而是特地讓年紀較輕的粟裕來擺放餐具，以示對馬一浮等耆碩的尊重。

　　宴會后，馬一浮感動之余，回到杭州寫了兩副對聯(lián)，分贈毛澤東和周恩來。前者曰：“旋乾轉坤，與民更始；開物成務，示我周行”。落款則為：“集《易》《詩》《漢書》《宋史》句，贈毛澤東。馬蠲叟贈言”。后者曰：“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體國經(jīng)野，輔世長民”。落款為：“集《周禮》《孟子》《禮記》句，周總理鑒正。馬蠲叟贈言”。馬一浮書寫這兩副對聯(lián)時，兩眼已近失明，所以書寫叫作“瞑書”。書畢，他感到不是太滿意，后來又寫了兩副，直到滿意，才交人送出。

　　與陳毅

　　1952年春天，陳毅由浙江省文教廳廳長劉丹陪同，直至西湖蔣莊看望馬一浮。為了表示自己對馬一浮的尊重，陳毅還特地穿了長衫。

　　到了蔣莊，馬一浮尚在休息，陳毅囑咐不要去驚動他，于是先在附近的花港公園觀賞風景。陳毅一行再折回來時，馬一浮仍未醒，此時春雨霏霏，馬一浮的家人請客人進屋稍待，陳毅卻道，“未得主諾，不便遽入”，仍在屋檐下等候。這就是后來被傳誦一時的“馬門立雨”。馬一浮醒來，方知有貴客在等候，而且竟然淋了雨，連聲致歉。經(jīng)介紹，更知來客不凡，乃一代儒將陳毅。未幾，兩人便愉快地交談起來，話題也愈來愈寬廣，涉及玄學、禪學、宋明理學和詩詞等。

　　言談中，陳毅沒有忘記此次來訪的主要目的是敦請馬一浮出山。他知道馬一浮曾十分“固執(zhí)”——早年曾是民國政府教育總長蔡元培的秘書長，后來蔡元培出任北大校長時又聘他為文科學長，馬一浮卻以“古聞來學，未聞往教”為由，拒絕出山（于是陳獨秀才被聘為文科學長）。此后，馬一浮更是以治學為務，拒絕一切俗務。他安貧樂道，雖然名聲在外，但其性格和志向都不似常人。可以想見：如果再讓他出山，想必他也會推卻的。

　　此時，陳毅卻為此坦言：“過去國民黨掌權，您老不出山；現(xiàn)在我們當家了，您老還不出來嗎？”陳毅如此一問，讓馬一浮感慨不已。馬一浮動情于陳毅的率性和熱誠，欣然同意出任華東（上海）文物管理委員會委員，翌年又出任浙江省文史館第一任館長，再一年又被聘為全國政協(xié)特邀委員。

　　與紅衛(wèi)兵

　　文化大革命時期，一生耿介的馬一浮晚年向紅衛(wèi)兵低頭；被抄家時，他懇求道：“留一方硯臺給我寫字好不好”，得到的卻是一記耳光。浙江圖書館古籍部聽說杭州七中的‘紅衛(wèi)兵’正在馬一浮‘破四舊’、燒書，立即蹬著三輪車趕到蔣莊，從尚未拋入火中的箱囊中，挑選出了一批書畫、抄本及朋友贈送他的字畫和少量的刻本書。經(jīng)清點造冊，搶救出來的馬一浮手稿和抄本有百余冊，字畫79軸，其中還有黃賓虹等名家的作品；另有馬一浮自書的條幅241幅，未裱的拓片20余套。后來又從杭七中接收到紅衛(wèi)兵抄家的馬一浮藏書3000余冊。這批藏書除手稿、抄本外，還有一批刻本，刻本中多為清刻，明刻約有十余部，如《世說新語》《呂氏春秋》《詩紀》等。書上鈐有‘智林圖書館’或‘復性書院圖書館’印。

　　哲學體系

　　馬一浮認為心、思想是一切文化學術之根本，“不知反求自心之義理，終無入頭處”。因此，他反復強調(diào)中國文化的根本精神即在于“發(fā)明自心之義理”。馬一浮認為，把哲學分成本體論、認識論、經(jīng)驗論、方法論等，乃是從近代哲學開始的，而“中土先哲，本其體驗所得以為說”，其學“內(nèi)外本末只是一貫”。可以說，在馬一浮那里，全部文化或哲學問題，以及全部教育問題，都只集中在一點上，即“發(fā)明”和“反求自心之義理”。他的文化觀和哲學思想是徹底的唯心主義。

　　馬一浮能夠很好地融會程朱、陸王兩派的思想、方法。他認為，“義理之學最忌講宗派立門戶，……先儒臨機施設，或有抑揚，皆是對治時人病痛，不可執(zhí)藥成病。程朱陸王并皆見性，并為百世之師，不當取此舍彼。但其教人之法亦有不同，此須善會，實下工夫。他批評那些對朱陸異同爭論不休的人說：這些人“不知源流，又不明古人機用，妄生同異，只是瞎?jié)h贓誣古人，自己全不曾用力，安能知古人造詣邪？”其實，“程朱陸王豈有二道？見性是同，垂語稍別者，乃為人悉檀建化邊事耳（按：“為人悉檀”乃佛教用語，意思是根據(jù)各人不同的根機和能力，而為之說各種法；“建化”指建立教化，也是臨機施設，對癥下藥的意思）”。他在融合程朱陸王的思想方法方面，誠如賀麟所指出的：“其格物窮理，解釋經(jīng)典，講學立教，一本程朱，而其返本心性，祛習復性，則接近陸王之守約。”

　　理學思想

　　馬一浮在二、三、四十年代是與梁漱溟、熊十力等人齊名的儒家學者。他對于傳統(tǒng)儒家文化，特別是宋明理學的深刻研究和體驗，是時人所公認的。馬一浮從不標新，更不自構體系，而始終只是默默地潛心體究宋明理學，躬自踐行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為人精神。

　　馬一浮主要是從四個方面來闡發(fā)他的理學思想的，這也就是他在《復性書院學規(guī)》中提出的“可以終身由之而不改，必適于道”的四點：“主敬”、“窮理”、“博文”、“篤行”。他指出：“主敬為涵養(yǎng)之要，窮理為致知之要，博文為立事之要，篤行為進德之要。”

　　“窮理為致知之要”是這四句中的重點。在談到“理”的問題時，馬一浮總是聯(lián)系“氣”和“事”來說，強調(diào)“理氣”、“理事”的“一源”和“無間”。他繼承程朱的思想說，“有氣必有理”，“離氣則無以見理”，“無此理則氣亦不存”，“理氣同時而具，本無先后，因言說乃有先后”等等。同時，他也進一步發(fā)揮道：“太極未形以前，沖漠無朕，可說氣在理中；太極既形以后，萬象森然，可說理在氣中。”他還結合“易”的三種含義來闡發(fā)理氣的關系，說：“氣是變易，理是不易，全氣是理，全理是氣，即是簡易。”這是一種新的解釋，誠如他自己所說的，“此是某楷定之義，先儒釋三義未曾如此說。”以后，他又把“易”之三義與佛教所說的“體、相、用”三大貫通起來，認為“不易是體大，變易是相大，簡易是用大”。從而使理氣的體用關系，得到了更為生動細致的說明。關于“理事”關系，他則一再強調(diào)“事外無理”和“理事雙融”。

　　更重要的還有一個“理”與“心”的關系問題。在此問題上，馬一浮竭力調(diào)和程朱和陸王的差別，而堅持的則是“心外無理”的觀點。他解釋朱熹的“格物致知說”說：“朱子釋格物為窮至事物之理，致知為推極吾心之知。知者，知此理也，知具于心，則理不在心外明矣。”他還說：“格物即是窮理，異名同實”。他還引用佛教的理論來作佐證，說：“佛氏亦言，當知法界性一切唯心所造。心生法生，心滅法滅，萬行不離一心，一心不違萬行。”他的這些論證，最終是要得出這樣一個結論，即：“致知是知此理，唯是自覺自證境界，拈似人不得。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一切名言詮表，只是勉強描模一個體段，到得此理顯現(xiàn)之時，始名為知。”可以說，窮理致知是馬一浮理學思想的核心，從這里出發(fā)，又回歸這里。

　　學術思想

　　“義理名相論”則是馬一浮獨自發(fā)明的可以施之于教的對“六藝”義理的闡揚與發(fā)明，稱之為新義理學說。馬一浮“義理名相論”的學術旨歸，是通過分析名相而識得六藝的義理內(nèi)涵和中國學術的本原。以佛氏的義學和禪學為助發(fā)，做到了會通儒佛，體用一原，顯微無間。“義理名相論”命題的提出與探究，既是馬一浮實現(xiàn)從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的義理之學的結晶，也是要給來學指示一條達至最終派遣名相的觀念與途徑。泰和、宜山兩《會語》中的《理氣》《知能》《說視聽言動》《居敬與知言》《涵養(yǎng)致知與止觀》《說止》《去矜上》《去矜下》八篇著論，是馬一浮研究的如何從分析名相到排遣名相，從而彰顯六藝義理真諦的示范，可謂深文奧義，理事雙融，不二法門。

　　馬一浮對于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研究和理論，從形式上來看是相當固守傳統(tǒng)的。如他的一個最主要的觀點就是認為，全部中國文化都可以統(tǒng)攝于“六藝”之中，即所謂：“國學者，六藝之學也”。這里的“六藝”是指詩、書、禮、樂、易、春秋，也就是通常所說的“六經(jīng)”。但馬一浮更喜歡用“六藝”這一名稱，因為它不僅是呆板地指六部經(jīng)典，而是廣義地指六類或六個部門的文化學術或教化。他認為：“此（六藝）是孔子之教，吾國二千余年來普遍承認，一切學術之原皆出于此，其余都是六藝之支流。故六藝可以該攝諸學，諸學不能該攝六藝。”

　　關于文化的起源和發(fā)展，馬一浮則站在了唯心史觀的立場上，認為完全是精神的產(chǎn)物。他反復聲稱：“一切道術皆統(tǒng)攝于六藝，而六藝實統(tǒng)攝于一心，即是一心之全體大用也。”又說：“天下萬事萬物不能外于六藝，六藝之道不能外于自心”，“六藝之本，即是吾人自心所具之義理”。因此，在文化、學術上如果“不知反求自心之義理，終無入頭處”。他說，這些道理說來簡單，卻是他“自己體驗出來”的。他從這種文化觀出發(fā)，對于人類的文化，特別是中華民族的文化，充滿了堅強的信心。他認為，只要“天地一日不毀，此心一日不亡，六藝之道亦一日不絕。人類如欲拔出黑暗而趨光明之途，舍此無由也”。

　　教育成就

　　抗戰(zhàn)時，國難激發(fā)起了馬一浮的一片愛國熱情。他打破“平生杜門”，“未嘗聚講”的守則，在南下避難的旅途中，第一次應當時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邀，出山講學，先后于江西的泰和與廣西的宜山為浙江大學的學生開設“國學講座”。關于開設這個講座的意義，他是這樣說的：“其意義在使諸生于吾國固有之學術得一明了認識，然后可以發(fā)揚天賦之知能，不受環(huán)境之陷溺，對自己完成人格，對國家社會乃可以擔當大事。”他首先拈出宋代大哲學家張載的四句話——“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圣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來教大家立志，希望大家“豎起脊梁，猛著精彩”，“養(yǎng)成剛大之資，乃可以濟蹇難”。可見，他是把對學生的抗戰(zhàn)愛國教育，貫穿于這些講座之中。1939年夏，馬一浮在四川嘉定烏尤寺創(chuàng)建了“復性書院”，擔任主講，講明義理，選刻古書，培養(yǎng)了一批研究中國傳統(tǒng)文化的優(yōu)秀人才。可以說，整個抗戰(zhàn)時期，也是馬一浮學術活動最活躍的時期，他的主要學術思想著作都是這一時期發(fā)表的。

　　書法成就

　　馬一浮擅長書法，各體皆備，碑帖兼取，尚古而脫古，自成一家。尤精行草及隸書，行草運筆俊利，章法清逸而氣勢雄強，橫劃多呈上翻之勢，似淡拘成法，拙中寓巧，氣格高古；隸書取精用弘，形成用筆溫厚、結體瀟灑之特點。亦善治印，樸茂而富韻致。

　　馬一浮在《戲題鬻書啟詩》中自謂：“恨無勾漏丹砂訣，幸有羲之筆陣圖。”由此詩可知，他自己的書法所成，自視不低，且獨鐘于王羲之。

　　縱觀其學書之路，早年以唐碑入手，尤喜愛歐陽詢父子，二十歲后遍臨魏晉南北朝書，植根于鐘王諸帖。他的篆書直接取法李陽冰，隸書則以《石門頌》為宗。

　　最為世人認可的還是其行草書體，集各種書體于一身，自成風格。亦善治印，為西泠印社成員，其印樸茂而富韻致。

　　馬一浮生前曾言，他平生最喜王羲之的《蘭亭序》與《圣教序》。故對其用力也最勤，尤其學《圣教序》的成分更多。無論點畫、筆法，間架、結構，甚至是行距、章法，深受《圣教序》影響。

　　當然，馬一浮在書法上的成就和贊譽，主要得自他博大精深的才學。曾受過馬一浮親炙的豐子愷更是服膺他的學問人品和書藝，稱其為“中國書法界的泰斗”。

　　讀書之法

　　對讀書的窮理之道，馬一浮亦有精辟概括，他認為，讀書之道，約而言之，有四門：一曰通而不局；二曰精而不雜；三曰密而不煩；四曰專而不固。四種讀書法，實則解決了博與專、義理與細節(jié)、簡與繁、中心與邊緣等問題，其總結可謂精辟之至。馬一浮對此稍加解釋，“不局不雜，知類也；不煩不固，知要也。類者，辯其流別，博之事也。要者，綜其指歸，約之事也。讀書之道盡于此也”。

　　關于讀書之目的，馬一浮以為，讀書當求明理，更貴在養(yǎng)德。馬一浮承接宋儒乃至先秦儒家而來，始終將“學之為己”為第一要務，“學之為己”的目的在于成就圣賢人格；而非“學之為人”，即以“博學”炫耀于人以換取某種好處為目的。馬一浮以為，學問若不能提高自己的修養(yǎng)，讀書再多，亦不過一書櫥耳，又有何用？他多次強調(diào)讀書的終極目的，在于修身、在于提高修為，并提出“唯有指歸自己一路是真血脈”的踐行主張。指歸自己實則意味著，學人在明理的基礎上必須要做到身體力行：“但說取得一尺，不如行取一寸”；“‘忠信篤敬’要體而行之，不是說其義旨便了”。此正所謂“紙上得來終覺淺，絕知此事要躬行”之意，只有真正將義理落到實處，方可算的上“真學”。反過來，通過讀書所培植的道德（即“畜德”），又能促進人們?nèi)烁玫拿骼怼Ｆ┤纾攲W人在身體力行的實踐中，具備了開放、謙虛、包容的品質(zhì)時，他能更好的吸收他人有益的東西，進而更利于擴大其視野，開闊其心胸，進而幫助其更好地通曉天下之理。于是，“讀書—明理—修德—讀書—明理”構成一個良性循環(huán)，此循環(huán)實則是儒家圣賢人格培養(yǎng)的一個縮影。總之，馬一浮的讀書之目的，在明理修德；明理之旨，終歸還是養(yǎng)德。明理踐性為歷代大儒者所提倡，更為馬一浮終生所實踐。故而，馬一浮“讀書法”，實則映射出馬一浮修身踐性之法。

　　抗戰(zhàn)勝利后馬一浮又回到了杭州，重新隱居林下，唯主持智林圖書館，繼續(xù)選刻古書。解放后，他擔任過浙江省文史館館長、全國政協(xié)委員等職。但遵照周總理的指示，不以俗務打攪，讓他在杭州家中（花港蔣莊）安心著書立說，頤養(yǎng)天年，直至十年浩劫，他也未能幸免。

　　傳播《資本論》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美國圣路易斯舉辦第十二屆世博會，中國首次以政府名義正式參加世博會。清政府派溥倫親王為正監(jiān)督（團長），并要選派懂外文的人員去負責籌建中國展館。時年20歲的馬一浮由于懂外文，被錄用去做中國展館的籌建工作。

　　馬一浮到達美國后，開始他抱著欣喜、激動、期盼的心情，一心想學好外語，學好西方哲學、文學，他認為學習是他的第一樂趣。不到10天，他找到一處學英語的地方，每天只要花一個美元從師學習英語2小時，學習文法。不久，他翻譯了《日耳曼社會主義史》、《法國革命黨史》，《政治罪惡論》等書刊。他的第二個樂趣是購讀了不少社會學著作和圖書，特別使他高興的是購買到了馬克思的《資本論》。他在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3月17日的日記中寫道：“今天下午我得到英譯本馬格士（馬克思）《資本論》一冊，此書求之半年矣，今始得之，大快，大快，勝服仙藥十劑，予病若失矣！”這時馬一浮正在患感冒，還發(fā)著高燒。他說我回國時一定要把馬克思的《資本論》這部巨著帶回中國去。

　　馬一浮在美國考察了社會的一些實際情況后，心情逐漸由原來的欣喜、激動、期盼變成了苦悶、悲憤、失望。他原以為美國是文明、民主的，實際上卻是野蠻而專權的。特別使他不能忍受的是對華人的歧視，他在日記中說：“美人定華商赴會，須人納500金圓，呈保書證明實系赴會，乃許入境，既到會所，則不得出會場一步，且西人之上等俱樂部概不許入，出會場者即按例收捕，送返中國，當處以流罪。”他說：“這哪里是參展，簡直是進牢籠。”他還說：“聞圣路易斯大學等，皆以分割中國之當否令諸生演說。在戲曲舞臺上，中國人亦被描繪成讓人笑罵的無賴等等，為什么會造成這樣？主要是清政府的腐敗，中國人民尚未覺醒，而受美國歧視。”馬一浮認為要在中國傳揚馬克思的《資本論》去喚醒中華民族的覺醒，才能使中華民族得以振興。

　　清光緒三十年（1904年）5月6日，馬一浮在美國學習工作結束，先后歷時302天。他離開美國回到祖國，將馬克思的《資本論》帶回中國，他是在國外自費購買將馬克思《資本論》傳入中國的第一人。回國后，他開始與國內(nèi)同仁共同研讀這部人類社會哲學巨著。不久，他又東渡日本學習日文和西班牙文，進一步研究西方哲學。在日期間，結識了魯迅、秋瑾、章太炎等人，贊同辛亥革命。回國后，他定居杭州，研究各種學說。

　　少年時代

　　清光緒九年（1883年），馬一浮出生于四川成都。父親馬廷培當時任四川仁壽縣知縣。母親何定珠，出身于名門望族，頗有文采。馬一浮有姐三人，均識字讀書。

　　清光緒十三年（1887年），從何虛舟先生學讀唐詩。

　　清光緒十四年（1888年），隨父母返浙江紹興原籍，居紹興東關長塘后莊村（今上虞縣）。

　　清光緒十八年（1892年）其父聘舉人鄭墨田教子，鄭氏為馬一浮取學名“福田”。

　　清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應縣試名列榜首。

　　求學生涯

　　清光緒二十五年（1899年），浙江社會賢達湯壽潛（民國時期曾任浙江都督）見其文章，大加贊賞，以愛女湯孝愍妻之。同年赴上海習英、法、拉丁文。

　　清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與馬君武、謝無量合辦《翻譯世界》。

　　清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妻子病逝，立志終身不娶。

　　清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赴美國主辦留學生監(jiān)督公署中文文牘，后又赴德國和西班牙學習外語。曾預纂《歐洲文學四史》等著作。次年東渡日本學習日文。

　　清宣統(tǒng)三年（1911年）回國，贊同孫中山先生領導的辛亥革命，常撰文宣傳西方進步思想。

　　學術養(yǎng)成

　　民國元年（1912年），應蔡元培邀請，短暫出任民國教育部秘書長，不久后便辭官歸去。

　　民國十七年（1928年），為豐子愷撰《護生畫集序》。

　　民國二十六年（1937年），日寇攻陷上海，逼近杭城，國難迫使馬一浮攜家人南渡避寇。

　　民國二十七年（1938年），應浙江大學校長竺可楨之聘，至江西泰和浙大以大師名義作“特約講座”，講稿后輯為《泰和會語》。為浙大作校歌。同年隨浙大至桂林，又轉至宜山，繼續(xù)在浙江大學講學，講稿后輯成《宜山會語》。

　　民國二十八年（1939年），在四川籌設復性書院任院長兼主講。

　　民國三十二年（1943年），編刻自撰歷年詩詞之作，有《蠲戲齋詩前集》《蠲戲齋詩編年集》《芳杜詞媵》等。

　　民國三十五年（1946年），抗戰(zhàn)勝利，回杭州，續(xù)以書院主講兼總纂的名義從事刻書。

　　人物歸宿

　　1953年，任浙江文史館館長。

　　1954年，任第二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會特邀代表。

　　1959年，任第三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會特邀代表。

　　1964年，任中央文史館副館長。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發(fā)，以“反動學術權威”的罪名被趕出蔣莊。

　　1967年，胃部大出血，后諸病皆發(fā)，于6月2日在杭州逝世。逝世后，被安葬在南山公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