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菊庵，清光緒32年（1907年）生于廣東中山沙溪下澤鄉，少貧好學，酷愛書畫藝術和文學。1919年隨家遷居縣城石岐，先后就讀于粹存國文專修學校及縣立鄉村師范學校。 1931年到廣州隨關金鰲等師學畫素描一年，并加入了“尺社”。但因生活所迫中斷學業，返中山任小學教師，教授國文、英文、圖畫，為時四年多。后再到廣州在山南畫社繼續學藝，隨趙浩公、盧振寰習傳統國畫，學習北宋山水和院體工筆花烏畫技法。同時，又隨易大廠、鄧爾疋學習書法、篆刻。日寇侵華時，又被迫中斷學習，回鄉避難。期間，幸得友人薦任縣立中學美術及文學教師，才勉強維生。就在此時，他開始了寫詩，抒懷言志。1949年秋，中山解放，他以無比興奮的心情寫下了“掃蕩妖氛劃一時，飄揚遍插五星旗。今年不作登高客，擠向街頭看會師”一詩，表達了多年的向往和祈盼。當時，為了生計，他在石岐設攤接受書畫篆刻書寫和制作。但以他對藝術的執著追求及不肯遷就俗流的個性，生活窮困是不言而喻的，但他仍安貧樂道。之后，他的妻子被批準赴香港定居，繼而，長女和幼女也隨母赴港生活，生活才有所改善。六十年代，他的小攤檔被歸并入刻字合作社。除日常工作外，經常還要下鄉支農，但他仍不放棄自己的藝術追求。不久，刻字合作社也解散了。年近花甲的余老與全國人民一道遇上了史無前例的“文化大革命”，此時期中國的山水花鳥畫亦被視作“封、資、修”的產物而被封禁。他唯有無奈地、偷偷地進行創作。在上世紀七十年代末，他的妻子、小女及大女婿一年內相繼去逝，這又是他一生中的一個極大打擊，幸好他老人家還是挺了過來。改革開放的到來，令年逾古稀的余老看到了希望，并全情地投入到藝術創作中去，達到了“人書俱老”的藝術高峰。

　　他的大半生坎坷、苦澀、窮困甚至潦倒。尚幸的是晚年欣逢盛世，在他有生之年漸漸被人們發現并被肯定，這是他比陳子莊、黃秋園的幸運之處。他以頑強而堅韌的執著在藝術的道路上走過了八個多個寒暑，致使他在藝術上達到了至高的境界，給中國美術史留下了一筆珍貴的藝術遺產。他的書法，碑帖味兼備，真、草、篆、隸無一不精，功力深厚精湛，形成鮮明的自家面目。他的繪畫，早年偏重工筆重彩花烏畫，之后，他完全走上傳統文人畫的路子，重氣韻與筆墨，尤重傳統。從青年時代始他就對裝裱店、書畫展覽中的佳作心摹手追，揣摸品讀。他堅持藝術從學養中來，并注重游歷于名山大川、文化古城。八十年代初，年逾古稀的余老，攜弟子暢游黃山、廬山、九華山、長江、黃河、北京、南京、西安、上海及蘇杭等地，領略自然，參觀藝術展覽，不斷凈化自己的人格，開拓自己的胸襟。他的詩，　以陶淵明之作為典范，極少用典故，甚至以家常口語入詩。用最平常、最自然的語言表達最真摯、最深切的情感，也是他的真本性與真情的流露。他的金石，上溯秦璽漢印，下追西泠諸家，博采眾長，融會貫通，古拙中顯秀雅，方寸間見靈氣。他的詩、書、畫、印均明顯地形成了自家風格。余老耗盡一生的精力追求藝術，他精湛的技法和高層次的格調，加上藝術天賦具有的大家風范，致使他的藝術達至極高的境界。他的一生，經歷了生存的艱難困苦，炎涼的世態以及晚年欣逢盛世，他都能寵辱不驚的一一處之泰然。他不悲觀自棄，不怨天尤人，他所書的隸書對聯“不共世人爭得失，須逢精鑒定媸妍”以及他的常用印“任其自然”正是他人生哲學的表達。他淡泊名利，耐得住寂寞，一生安貧樂道，將藝術追求化作精神世界，超脫于物質欲望之外。體現出他的世界觀、人生觀和價值觀。這些可在他的詩中得到詮釋：“前賢作畫志終身，耐得辛勤耐得貧。默默不求時輩譽，飄飄風格出人群”。這也是他的精神境界和人生宗旨的寫照。從有分量的藝術家及鑒定家的口中、筆下權衡出他的藝術成就和價值。他的作品無論是從技術層面、審美層面以至文化層面看，均顯示出完美的結合和大家之風范。早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他在廣州學藝期間，著名藝術評論家沈演公偶見其榜書則評道：“非時輩所及也”。之后，夏承濤見其山水畫作就十分贊賞，欣然親筆題上“和云流出空山”之句。易大廠、吳子復、朱庸齋、李曲齋、王貴忱、傅靜庵等，亦因對其書畫贊賞有加而題詩、題句或撰文。這些贊譽和評價由于是來自偶然的機會，余老對此亦只視作一種鼓勵而并沒因此大做文章而大肆宣傳，因此也沒廣泛引起人們的注意。這與他從小就養成的甘干寂寞、不求聞達的個性關系很大。也正因此奠定了他做學問、搞真藝術的先決條件。直至上世紀八十年代中，當時作為縣級市的中山文化部門，分別陸續為他舉辦了書畫展覽，出版篆刻集、詩詞集和書畫集，才逐漸引起了省內外藝術界的重視。這時候的余老已年逾八十了，也因為這個“春天”的遲到，令他老人家在這大半輩子中排除了諸多不必要的應酬和名利干擾，擁有極為寶貴的時間和空間，專注于“詩、書、畫、印”的學習和研究，才臻至“四絕”的境界。大鑒藏家歐初博古通今，慧眼洞出余老之藝術“是有妙宰”和超卓，主動為其在廣州籌辦個人書畫展覽，撰文發表于省港澳報刊，并建議中山有關部門解決余老生活上的困難，認為余老不但是中山，而且是本省乃至全國藝術界之寶。中國美協副主席關山月為其作品集題上：　“雪泥鴻爪”之詞。中國美協副主席林墉在撰文中感嘆其際遇道：“人世間怎么這等忽視藝術!”以鳴不平。廣東美協副主席、廣州美院院長郭紹綱被邀出席在中山的“余菊庵書畫展”后，評道：　“在全國范圍內，在走傳統路子的書畫藝術家中間，他屬于第一流的”，并邀請其赴廣州美術學院講學及舉辦個人書畫展以及親為余老繪畫彩色肖像。廣州美院副院長楊之光在“余菊庵藝術研討會”上稱余老的詩、書、畫、印已達到了“四絕”，至少也是“四好”的至高境界。九十年代，余老越來越受到藝術界及海內外人士的尊崇，被聘為中國書協會員、廣東省文史館館員、省美協會員、中山市美術研究會會長、市書協主席、市美協顧問、中山詩社顧問等。社會上對他藝術的肯定，越發激起他老人家攀登藝術高峰的“不達頂峰誓不罷休”的勇氣以及對晚景倍加珍惜的“春蠶到死絲方盡”的心境，這正如他在詩中所述的“興至竟忘倦，揮毫夜未休。深更萬籟寂，細雨一燈秋。重染才完畫，永不論藝儔。飛騰吾已矣，老境幸優游”的情景和心態。這也反映出作為一個窮畢生精力執著追求藝術的真正的藝術家所具有的奉獻精神，就是這精神特質奠定了余菊庵先生達至極高藝術成就的基礎。他以個人的成就為中國美術史寫下了濃重的一筆，這必將使其帶來身后乃至永久備受藝術界尊崇的地位和美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