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劍膽琴心
　　與長沙時務學堂教習合影 在瀏陽乃至中國的歷史上，維新志士譚嗣同都是一個頂天立地的偉丈夫，他為戊戌變法慷慨赴義的壯舉感召日月。但很多人都不知道，譚嗣同從少年時代起，就有“劍膽琴心”的雅號。 在才常路的“譚烈士專祠”里，曾經有一幅譚嗣同攝于南京的照片，那年他32歲，外穿月白色長衫，內著玄色武士裝，左手叉腰，右手持劍，濃眉俊目，閃閃似電，有一種立如山岳、傲視死神的凜然正氣。譚嗣同短暫的一生中，兩劍三琴陪伴他度過了不少蒼茫歲月。

佛學彗星
　　在中國歷史上，有兩個人被譽為“佛學彗星”，一個是東晉時期鳩摩羅什的弟子僧肇，他只活了三十歲，但卻留下一部佛學經典之作《肇論》，奠定其在佛教史上不可撼動的地位；另一位是晚清的譚嗣同，他活了三十三歲，但卻賦佛學予現代的精神，如果說僧肇是“理論佛學”，那么譚嗣同卻為現代人開拓了“應用佛學”的領域，將佛法精神貫注于現實社會，使大乘佛教走出深深鎖居的圍墻，重現其剛健雄猛的精神。

　　譚嗣同即生于中華大地千百年來未嘗經歷之嚴峻時刻，外辱內亂，蹂躪著流離失所的黎民蒼生，而此間此刻，佛法的悲憫的關懷，體現在哪些佛教徒身上呢？舉目所望，誠令人大失所望，若佛法只是一種心性上的象牙塔，而非體用于社會之改善，那么其鼓吹的平等無差別，勢必成為蒼白的字眼。譚嗣同正是于此種現狀下，揮舞佛學之劍，劈荊斬棘、勇往無前地開拓出一條指向社會人生的佛法之路。

鄉鄰撰聯
　　有湘人余德泉撰寫對聯：“壯矣，維新欲殺賊而未回天，終成國恨；快哉！喋血屹昆侖以昭肝膽，長醒吾民。”正是化用了那首《獄中題壁》的詩意。

　　“去留肝膽兩昆侖“中的“去留”可以作死生講，嵇康的《琴賦》有“委天命兮任去留”，陶淵明的《歸去來兮辭》有“曷不委心任去留”，無論生還是死自己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國人；也有人認為“去留”不是“去”和“留”兩個對比的意思，而是要留下什么。

　　“去留肝膽兩昆侖”是譚嗣同譚公臨刑之前抒發的絕唱。意謂是我生為變法而生，死為變法而死，一生一死是一副忠肝義膽，像昆侖那樣高聳，譚公生如昆侖，死如昆侖。“譚在獄中，意氣自若，終日繞行室中，拾地上煤屑，就粉墻作書，問何為，笑曰：作詩耳。”

參與變法
　　譚嗣同一生致力于維新變法，主張中國要強盛，只有發展民族工商業，學習西方資產階級的政治制度。公開提出廢科舉、興學校、開礦藏、修鐵路、辦工廠、改官制等變法維新的主張，是維新派中的最激進者。早年在湖南舉辦新政，利用時務學堂培養了大量的維新志士；后來參與領導了發生在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的戊戌變法，期間他力輔光緒皇帝推行變法，整頓官制，革除弊政，最后懷著“愿以頸血刷污政”的決心為變法而犧牲，傳播了資產階級新文化、新思想，批判封建主義舊文化、舊思想。雖然資產階級的博愛、平等、自由是虛假的，但是他用博愛、平等、自由來沖決封建專制主義和封建倫常，在舊中國那個史況下，在激烈的反封建專制主義這點上，有它突出的進步性。

思想體系
　　譚嗣同身處晚清新舊中西混雜的思想格局中，交往師友眾多，強調兼收并蓄。譚嗣同在《仁學》序言仁學界說二十七界說第二十五條中說：“凡為仁學者，于佛書當通《華嚴》及心宗、相宗之書，于西書當通《新約》及算學、格致、社會學之書，于中國書當通《易》、《春秋公羊傳》、《論語》、《禮記》、《孟子》、《莊子》、《墨子》、《史記》及陶淵明、周茂叔、張橫渠、陸子靜、王陽明、王船山、黃梨洲之書。”從中可以看出，他的思想來源中包括了經學、理學、佛學、諸子學和西學。經學提倡今文經學，理學提倡王陽明、陸九淵的心學；佛學提倡禪宗、華嚴宗、唯識宗；諸子學提倡莊子、墨子以及明末遺民王船山、黃宗羲等的思想；西學攻格致、算學、社會學。既有唯物主義也有唯心主義，既有自然科學又有社會科學，既有宗教、哲學又有政治思想，這樣就形成了一個融中西古今之學于一體的龐雜體系。

仁學之論
　　譚嗣同在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于南京“閑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群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一書”，《仁學》是一部將哲學、宗教、科學冶為一爐，自成一體的學術著作，匯聚了譚嗣同短暫一生的學術研究成果。成書五十篇，分為二卷，五萬余字。譚嗣同在而立之年就因參加社會革命而慷慨就義，也使得《仁學》成為他的學術絕唱。

哲學
　　《仁學》作為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在書中譚嗣同雜糅儒、釋、道、墨各家和西方資產階級自然科學、社會政治經濟學說，形成了獨特的哲學體系。在《仁學》中，譚嗣同指出世界是物質的原質所構成，其本體是“仁”，世界的存在和發展都是由于“仁”的作用，故稱他的哲學為“仁學”。“仁”是萬物之源；“以太”構成萬物的本質，是“不生不滅”的；宇宙間各種事物只有“變易”，沒有“存亡”，只有“聚散”，沒有“生滅”。

佛學
　　譚嗣同對佛教思想進行過系統的研究，并且還進行學佛的實踐，譚嗣同將他的研究、實踐成果納入《仁學》之中。譚嗣同接受佛學，是因為佛學博大精深，并且有著“自貴其心”、積極進取的救世精神。在學術上，譚嗣同認為佛學廣大，“六經未有不與佛經合”，“故言佛教，則地球三教，可合而一。”在譚嗣同看來，佛教積極入世、普渡眾生的精神與“孔孟救世之深心”是一致的。“度眾生外無佛法”。《仁學》一書，正體現出以佛法求世法、經世致用，積極入世的經世佛學思想。

早年生活
　　1865年（清朝同治四年），譚嗣同出生于北京宣武城南孏眠胡同邸第，其父譚繼洵時任湖北巡撫。

　　1870年（同治九年），譚嗣同五歲，時得重病，昏死三日，竟又奇跡般復活，故名“復生”。

　　1875年（光緒元年），譚嗣同10歲時，拜瀏陽著名學者歐陽中鵠為師。在歐陽中鵠的影響下，他對王夫之的思想發生了興趣，受到了愛國主義的啟蒙。他讀書務求廣博，好講經世濟民的學問，文章寫得很有才華。他對傳統的時文八股非常反感，在課本上寫下“豈有此理”幾個字。他仰慕那些鋤強濟弱的草莽英雄，曾和當時北京的一個“義俠”大刀王五結交，二人成為生死不渝的摯友。

求學經歷
　　1877年（光緒三年），譚嗣同在瀏陽與唐才常訂交，他又師從涂啟先，系統學習中國的典籍，開始接觸算學、格致等自然科學。此后又到蘭州，在他父親的道署中讀書。

　　1884年（光緒十年），譚嗣同離家出走，游歷直隸（今河北）、甘肅、新疆、陜西、河南、湖北、江西、江蘇、安徽、浙江、山東、山西等省，觀察風土，結交名士。

　　1888年（光緒十四年），他在著名學者劉人熙的指導下開始認真研究王夫之等人的著作，汲取其中的民主性精華和唯物色彩的思想，同時又廣為搜羅和閱讀當時介紹西方科學、史地、政治的書籍，豐富自己。

維新之始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4月17日，中日簽訂《馬關條約》，時年30歲的譚嗣同在家鄉滿懷憂憤，即努力提倡新學，呼號變法，并在家鄉組織算學社，集同志講求鉆研，同時在南臺書院設立史學、掌故、輿地等新式課程。

　　1895年（光緒二十一年）5月2日，康有為聯合在京參加會試的1000多名舉人上書清政府，要求拒和、遷都、變法。深重的民族災難，焦灼著譚嗣同的心，他對帝國主義的侵略義憤填膺，堅決反對簽訂和約，對清政府“竟忍以四萬萬七千萬人民之身家性命一舉而棄之”的妥協行徑極為憤慨。在變法思潮的影響下，開始“詳考數十年之世變，而切究其事理”，苦思精研挽救民族危亡的根本大計。他感到“大化之所趨，風氣之所溺，非守文因舊所能挽回者”，必須對腐朽的封建專制制度實行改革，才能救亡圖存。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2月，譚嗣同入京，結交梁啟超、翁同和等人。

創作仁學
　　1896年（光緒二十二年），譚嗣同旋奉父命，入貲為江蘇候補知府，在從北京去江蘇任職的途中游歷了天津、湖南、湖北等地，后在南京候缺期間，開始創作著《仁學》。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1月17日，譚嗣同寫成其重要著作《仁學》，它是維新派的第一部哲學著作。

維新志士
　　1897年（光緒二十三年）2月，譚嗣同回到湖南，在巡撫陳寶箴、按察使黃遵憲、學政江標的支持下，與唐才常等倡辦時務學堂，他首先加強了時務學堂中維新派力量。自己擔任了分教習，又安排唐才常任中文教習，協助任總教習的梁啟超，在教學中大力宣傳變法革新理論，“所言皆當時一派之民權論，又多言清代故實，臚舉失敗”。孔子改制、平等、民權等學說由此而乘風揚波，日益恢張。他還把《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含有民族主義意識的書籍發給學生，向他們灌輸革命意識，使時務學堂真正成了培養維新志士的機構。又倡導開礦山、修鐵路，宣傳變法維新，推行新政，使湖南成為全國最富朝氣的一省。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初，譚嗣同創建南學會，辦《湘報》，宣傳變法，抨擊舊政，成為維新運動的激進派。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6月11日，光緒頒布《定國是詔》，決定變法。同年8月，因為翰林院侍讀學士徐致靖的推薦，譚嗣同被光緒帝征召入京。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5日，光緒下詔授給譚嗣同和林旭、劉光弟、楊銳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與變法。次日，光緒又召見他并說：“汝等所欲變者，俱可隨意奏來，我必依從。即我有過失，汝等當面責我，我必速改。”光緒帝變法的決心和對維新派的信賴使譚嗣同非常感動，覺得實現自己抱負的機會已經在握。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底光緒帝去天津閱兵時，慈禧太后等人早有密謀，發動兵變，廢黜光緒帝，一舉撲滅新政。譚嗣同密會袁世凱，要袁帶兵入京，除掉頑固派。袁世凱假惺惺地表示先回天津除掉榮祿，然后率兵入京。袁世凱于二十日晚趕回天津，向榮祿告密，榮祿密報西太后。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1日，西太后發動政變。慈禧連發諭旨，捉拿維新派。譚嗣同聽到政變消息后并不驚慌，置自己的安危于不顧，多方活動，籌謀營救光緒帝。但措手不及，計劃均告落空。在這種情況下，他決心以死來殉變法事業，用自己的犧牲去向封建頑固勢力作最后一次反抗。他對勸他離開的人說：“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日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4日，譚嗣同在瀏陽會館被捕。

英勇就義
　　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譚嗣同參加戊戌變法。變法失敗后，于1898年（光緒二十四年）9月28日在北京宣武門外的菜市口刑場英勇就義，年僅33歲。同時被害的維新人士還有林旭、楊深秀、劉光第、楊銳、康廣仁，六人并稱“戊戌六君子”。

　　1899年（光緒二十五年），他的遺骸運回原籍，葬在湖南瀏陽城外石山下。

千古罕見真貴族
　　再過數百年，人們也很難想象，我中華居然出過這樣的人類驕子。
　　那是一個最壞的時代：1840年、1856年兩次鴉片戰爭完敗于洋夷，1894年竟然被小日本打得屁滾尿流，“安知蕞爾微三島，竟敢橫行大九州”！內憂外患，國仇家恨，求變之切為5000年所未有；那拉氏乾綱獨斷，發動政變，仁人志士亡命天涯或喋血街頭；天地同悲，萬馬齊喑；禮儀之邦，原是人間地獄！
　　那是一個最好的時代：危難時刻，一大批青年才俊挺身銳出，愛國不必忠君，為國家爭國格、為同胞爭人格，從三綱五常的古代奮起直追民主共和的現代文明，行開天辟地之壯舉。
　　如魯迅先生所言：“我們從古以來，就有埋頭苦干的人，有拚命硬干的人，有為民請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這就是中國的脊梁。”

超前見識羞今人
　　“二千年來之政，秦政也，皆大盜也；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皆鄉愿也；惟大盜利用鄉愿，惟鄉愿媚大盜。”——也就是說，二千年來，無非上面是強盜，下面是奴才；上面是霸道，下面是茍且；上面是披著儒家外衣的狼，下面是披著儒家外衣的犬；上面指鹿為馬，下面難得糊涂；上面黑，下面厚……，主子使喚奴才，奴才獻媚主子。
　　“君也者，為民辦事者也；臣也者，助辦民事者也。賦稅之取于民，所以為辦民事之資也。如此而事猶不辦，事不辦而易其人，亦天下通義也。”——也就是說，領袖也好、官員也罷，不過都是為民辦事的，稅收是老百姓雇傭你們為我辦事的錢。
　　“幸而中國之兵不強也，向使海軍如英、法，陸軍如俄、德，恃以逞其殘賊，豈直君主之禍愈不可思議，而彼白人焉，紅人焉，黑人焉，棕色人焉，將為準噶爾，欲尚存噍類焉得乎？故東西各國之壓制中國，天實使之。” ——也就是說，沒有文明而只有堅船利炮者，只會是越強越禍害，此番石破天驚的“賣國”言論，不知能否振醒今日一些“憤青”？

勇氣人格耀中華
　　1897年1月，譚嗣同完成了沖決利祿、君主、倫常等一切網羅之學的《仁學》，鼓吹自由平等和人格獨立：“生民之初，本無所謂君臣，則皆民也”，“廢君統，倡民主，變不平等為平等”；他對君主專制造成的“慘禍烈毒”和三綱五常對人性的摧殘深惡痛絕，君為臣綱“尤為黑暗否塞，無復人理”。
　　1898年6月11日，光緒皇帝詔告天下，宣布變法；8月21日，譚嗣同應召抵京，“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參議新政；9月21日那拉氏發動政變，囚禁光緒皇帝，大肆抓捕維新領袖，歷時103天的戊戌變法宣告失敗。
　　“嗣同聞變，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并力勸梁啟超出亡日本：“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有招后起。”日本使館愿提供“保護”，被譚嗣同慨然回絕。“有心殺賊，無力回天”的譚嗣同，與林旭等其他5位維新志士于北京宣武門外菜市口英勇就義。
　　譚嗣同非為一人之江山，而是為天下蒼生求自由、謀幸福，“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雖千萬人，我往矣”；“我自橫刀向天笑”：譚嗣同氣吞萬里如虎的豪邁，實為華夏第一人杰，這顆劃過暗黑夜空的流星，留下一道異常耀眼的軌跡，引導、激勵著一個又一個不自由、毋寧死的熱血兒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