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本概述
　　梁啟超被公認為是清朝最優秀的學者，中國歷史上一位百科全書式人物，而且是一位能在退出政治舞臺后仍在學術研究上取得巨大成就的少有人物。辛亥革命前，他在與革命派論戰中發明了一種新文體，介乎于古文與白話文之間，使得士子們和普通百姓都樂意接受。同時，梁啟超還是中國第一個在文章中使用“中華民族”一詞的人，他還從日文漢字中吸收了非常多的新詞，經濟，組織，干部”等，皆始于梁啟超先生。
　　梁啟超于學術研究涉獵廣泛，在哲學、文學、史學、經學、法學、倫理學、宗教學等領域，均有建樹，以史學研究成績最顯著。
　　梁啟超一生勤奮，著述宏富，在將近36年而政治活動又占去大量時間的情況下，每年平均寫作達39萬字之多，各種著述達1400多萬字。
　　他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完備。《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余萬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封建史學，發動“史學革命”。
　　歐游歸來之后，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指導范圍為“諸子”、“中國佛學史”、“宋元明學術史”、“清代學術史”、“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著有《清代學術概論》《墨子學案》《中國歷史研究法》《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變法通議》等。
　　梁啟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
　　梁啟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梁啟超寫于1905年的《俄羅斯革命之影響》，文章以簡短急促的文字開篇，如山石崩裂，似巖漿噴涌:“電燈滅，瓦斯竭，船塢停，鐵礦徹，電線斫，鐵道掘，軍廠焚，報館歇，匕首現，炸彈裂，君后逃，輦轂塞，警察騷，兵士集，日無光，野盈血，飛電劌目，全球撟舌，于戲，俄羅斯革命！于戲，全地球唯一之專制國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動機及其方針”、“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響”為題分而析之，絲絲入扣。難怪胡適說:“梁先生的文章……使讀者不能不跟著他走，不能不跟著他想！”
　　在書法藝術方面，梁啟超早年研習歐陽詢，后從學于康有為，宗漢魏六朝碑刻。

賦稅思想
　　梁啟超是戊戌變法領導人之一，我國19、20世紀之交資產階級維新派的著名宣傳鼓動家。他主張賦稅的征收必須以便民為原則，實行輕稅、平稅政策，而反對與民爭利的“固民所急而稅”的傳統觀點。指出“西人于民生日用必要之物，必豁免其稅以便民。中國則乘民之急而重征之，如鹽政之類是也。亦有西人良法美意，為便民而起，而中國視為助帑之計，行之而騷擾滋甚者，如今之郵政之類是也。”他提出應仿效英國實行平稅政策，便民利民而后求富強。這是一種把經濟發展放在首位，財政稅收放在其基礎之上的觀點，對當時中國資本主義工商業的發展具有積極意義。
　　梁啟超認為公債也是一種賦稅，所不同的是“租稅直接以賦之于現在，而公債則間接及賦之于將來”，“不過將吾輩今日應負之義務，而析一部分以遺諸子孫云爾”。但他承認公債對經濟建設具有積極意義，“租稅盡其力于一時，公債將纖其力于多次”，因此他認為公債雖然增加了后代的負擔，但也有利于后代。

目錄學貢獻
　　1918年與張君勱至歐洲游歷，各處講學。一生于目錄學貢獻卓越，代表著作有《西學書目表》在分類、著錄上有創新，類分學、政、教，實有“西學”、“政學”兩類，這個分類體系，突破了被訂為“永制”的四部分類體系，為近代西方圖書分類法的輸入和我國新分類法的產生開辟了道路。該目著錄西學書籍400種，西政書籍168種，1896年成書。其他目錄學著作有《西書提要》、《東籍月旦》、《國學入門書要目及其讀法》、《讀書分月課程》、《東原著書纂校書目考》、《要籍解題及其讀法》、《佛經目錄在中國目錄學之位置》、《漢書藝文志渚子略考釋》等10余種。為學無所不窺，對圖書館學有獨到見識。他認為應建設“中國的圖書館學”，以現代西方的圖書館學理論施之于中國傳統目錄學的改造，即是目錄學的科學化。積極倡導圖書館事業，1922年，發起建立“松坡圖書館”，出任館長。1925年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任董事部部長，并發表《中華圖書館協會成立會演說辭》，提出了他對中國圖書館事業發展方向的見解。后任京師圖書館館長、北京圖書館館長。欲編纂《中國圖書大辭典》，相當于中國圖書古今總志，“作古今典冊總匯之簿錄”，惜未完成而逝。其藏書頗豐，“海棠書屋”、“飲冰室”有書44470余冊，2830余種，還有未刊稿本、私人信札、筆記等。梁廷燦等人編有《飲冰室藏書目初編》，著錄古籍13000余種。1929年全部移交給北京圖書館。北京圖書館特辟“梁啟超紀念室”以志紀念。

早年時期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啟超出生于廣東新會茶坑村，祖父梁維清，父親梁寶瑛，都曾以士紳參預鄉政，在當地有一定的勢力和影響。梁啟超自四歲起居家就讀，跟祖父識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啟蒙教育中，梁啟超不僅學到了不少傳統的文史知識，而且還聽到了許多悲壯激昂的愛國故事。祖父經常給他講述“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朗誦激動人心的詩歌篇章。這種帶有愛國情感和思想傾向的課外教育，對梁啟超有著重要影響。歷代杰出人物憂國憂民的風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頑強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靈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識分子的出路越來越狹窄，只有通過科舉，由學入仕，才被視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機會很少。這就迫使許許多多的青年學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讀四書五經，作八股時文，希冀沿著科舉的階梯步步攀登，獲取功名利祿。梁啟超在少年時代，也是沿著這條道路走過來的。光緒八年（1882年），梁啟超年僅10歲，就去廣州應童子試，結果不中。兩年之后，再到廣州應試，中秀才，補博士弟子。少年登第，這對梁家來說，確實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親期望兒子能學優登仕，光宗耀祖，因此對他管教十分嚴格，而這時候的梁啟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間于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整天都在潛心鉆研八股文。

　　光緒十一年（1885年），梁啟超進廣州學海堂讀書。學海堂為前兩廣總督阮元所辦，“是省城專治經學之所”。梁啟超在這里學習漢學。段玉裁及王念孫、王引之父子等漢學家注重考據，旁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學方法和學術成果，使他產生了濃厚的興趣。相形之下，格式、內容都有嚴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氣和枯燥無味了。在學海堂學習時期，梁啟超逐漸萌發了“棄帖括之志”。

勵志改良
　　光緒十五年（1889年），梁啟超在廣州參加鄉試中舉，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賞其才華，以親妹相許。這時候，展現在梁啟超前面的，是一條“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學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緒年間，中國正遭受著帝國主義的野蠻蹂躪。面對嚴峻的形勢，梁啟超逐漸拋棄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條充滿坎坷曲折的救國救民的道路。

　　光緒十六年（1890年）春，梁啟超赴京參加會試，不中。回來路過上海時，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譯的一些西書以及介紹世界地理情況的《瀛環志略》。這些書籍，開闊了梁啟超的視野，從此他便對西方的政治、文化等問題產生了濃厚的興趣。同年秋，梁啟超與陳千秋結交，并通過陳千秋認識了康有為。曾以布衣上書、力倡變法的康有為在當時名聲很大。梁啟超對他的獨到見解和大膽舉動十分欽佩，以至“一見大服，遂執業為弟子”。與康有為結識，是梁啟超一生發展的重要轉折，從此以后，他退出學海堂，拋棄舊學，投入康門，并且接受了康有為的改革主張和變法理論，逐漸走上了改良維新的道路。

　　光緒十七年（1891年），梁啟超、陳千秋等人請康有為在廣州長興學里萬木草堂講學。康有為強調“逆乎常緯”，獨辟新路。其講學內容和教學方法，都與傳統規矩不同。“以孔學、佛學、宋明學（陸王心學）為體，以史學、西學為用”。“對列強壓迫、世界大勢、漢唐政治、兩宋的政治都講。每講一學，論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歐、美事例以作比較證明”。學生除聽講外，“主要是靠自己讀書，寫筆記。當時入草堂，第一部書就是讀《公羊傳》，同時讀一部《春秋繁露》。除讀中國古書外，還要讀很多西洋的書”。此外，學生每人還有一本功課簿，“凡讀書有疑問或心得即寫在功課簿上，每半個月呈繳一次”，再由康有為一一批答。這種新穎生動的教學方法和與時代要求、國家命運息息相關的教學內容，使習慣于讀經誦詩、死記硬背的梁啟超感到新奇而興奮。他勤奮學習，幾乎是毫無保留地全盤接受了康有為的思想學說。在此期間，他還協助康有為編寫《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這樣的重要著作，成為康有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從學海堂到萬木草堂，是梁啟超由書齋向社會跨出的重要一步。在萬木草堂的學習生涯中，梁啟超不僅了解了天下大勢和民族危難，立志為改良救國、振興中華而奮斗，而且由于廣泛涉獵中西書籍，大大地開拓了知識面，這為他今后在思想輿論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礎。

宣傳變法
　　光緒二十一年（1895）春，梁啟超和康有為入京參加會試，正值清廷與日本侵略者簽訂喪權辱國的《馬關條約》。消息傳出，群情憤慨。梁啟超受康有為之命，“鼓動各省，并先鼓動粵中公車，上折拒和議”。四月初八日，康有為、梁啟超發動了著名的公車上書，邀集1000余名舉人聯名上書清廷，要求拒和、遷都、實行變法，從而揭開了維新運動的序幕。梁啟超作為康有為的重要助手，不僅協助組織會議，聯絡人士，而且還撰文謄錄，起草奏書，發揮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為在北京創辦《萬國公報》（不久改為《中外紀聞》），梁啟超是該報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執筆為一數百字之短文”，宣傳西學，鼓吹變法，在鼓動輿論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報開兩月，輿論漸明”，那些士大夫“初則駭之，繼亦漸知新法之益”。梁啟超在辦報過程中也得到了鍛煉，顯示了才華。他那高度的熱情和出眾的能力，受到了人們的重視。短短的幾個月時間，梁啟超就從一個人微言輕的普通士子，成為一個廣為人知的維新運動的領袖人物了。

　　光緒二十二年（1896），黃遵憲、汪康年等人在上海籌辦《時務報》，梁啟超應邀前往主持筆政。在主編《時務報》時期，他以新穎犀利的議論和通俗流暢的文字，寫出了《變法通議》、《論中國積弱由于防弊》等一系列文章，系統闡述維新變法理論。他指出：中國要強盛，必須進行變法，“法者，天下之公器也；變者，天下之公理也。大地既通，萬國蒸蒸，日趨于上。大勢相迫，非可閼制。變亦變，不變亦變。變而變者，變之權操諸己，可以保國，可以保種，可以保教。不變而變者，變之權讓諸人，束縛之，馳驟之，嗚呼，則非吾之所敢言矣！”梁啟超在這些文章中，還大力介紹西學，明確提出要改革中國羸弱落后的面貌，就必須學習西方資本主義國家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教育制度。他還根據西方資產階級的民權學說和議會制度，竭力宣揚民權論，痛駁“唯天子受命于天，天下受命于天子”的封建說教，在當時起到了振聾發聵的作用。他把歷代帝王斥為“民賊”，認為“君權日益尊，民權日益衰，為中國致弱之根源”，呼吁要“伸民權”，“設議院”，實行君主立憲。并且強調，這是維新變法中最為根本的問題。他滿懷信心地說：“西人百年以來，民氣大伸，遂而勃興。中國茍自今日昌明斯義，則數十年其強亦與西國同，在此百年內進于文明耳。”

　　梁啟超擅長用淺顯流暢的文字來闡述重大的時事問題和深刻的道理，文章常帶感情，有很強的鼓動性。他對封建專制制度的大膽抨擊和對西方資本主義制度的大力宣揚，在當時的知識分子中間具有很大的感染力。連嚴復這樣著名的學者也評價“任公文筆，原自暢遂。其自甲午以后，于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由于梁啟超的參加，《時務報》的影響迅速擴大，幾個月間銷量即達一萬余份，“為中國有報以來所未有”。梁啟超的名聲也隨之日重。

維新時期
　　變法理論的宣傳，有力地促進了維新運動的開展，但也引起了那些反對維新運動人物的不滿和嫉恨。洋務派的代表人物張之洞，授意汪康年進行干預，力圖控制《時務報》，梁、汪矛盾日益激化。梁啟超難與其爭，遂應湖南巡撫陳寶箴之邀，于光緒二十三年（1897年）十月離滬赴湘，就任長沙時務學堂總教習。由辦報改而教學，條件和環境都不同了，但梁啟超并沒有放棄宣傳工作。在講學過程中，他大力闡述康有為的改制理論，宣傳維新思想，培養維新人才。特別是在批答學生札記時，梁啟超往往借題發揮，鋒芒直指封建專制制度。他甚至大膽宣布，“二十四朝其足當孔子至號者無人焉。間有數霸者生于其間，其余皆民賊也”。這些激昂的言辭，對于那些深受封建思想禁錮的青年學子來說，猶如是出征的戰鼓，激勵他們投身到改造社會、拯救民族的歷史洪流中去。

　　甲午戰爭以后，中國面臨著非常險惡的局勢。清廷的腐敗和無能，通過這次戰爭暴露無遺。帝國主義各國趁火打劫，力圖擴大自己在華的勢力范圍。瓜分危機，迫在眉睫。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德國出兵侵占膠州灣，康有為趕到北京，積極組織救亡活動。梁啟超由于在湖南受到反維新勢力的攻擊，也于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二月返回上海，隨即辭去《時務報》主筆之職，于三月初來到北京，跟隨康有為奔走呼號，決心為挽救民族危亡而盡自己的一份力量。他撰文演說，呼吁要使全國民眾“咸知吾國處必亡之勢，而必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盡其聰明才力之所能及者，以行其分內所得行之事”。梁啟超反復強調，只有如此，才能拯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著維新運動的高漲，梁啟超的作用和名聲也越來越大。在“百日維新”期間，有關新政的奏折、章程，不少出自他的手筆。五月十五日（7月3日），光緒帝召見梁啟超，“命進呈所著《變法通議》，大加獎勵”，賞六品銜，并讓梁啟超負責辦理京師大學堂譯書局事務。

　　戊戌變法失敗以后，梁啟超逃出北京，東渡日本，開始了他的流亡生活。初到日本之時，他一度與革命派接近，甚至利用康有為去加拿大組織保皇會的機會，與孫中山等革命人士往來密切，并試圖聯合立會，后因康有為得知此事，嚴厲反對，聯合立會才告作罷。但是，梁啟超與革命派畢竟不是同路人，他繼續追隨康有為，堅持改良立場。為了控制、利用輿論，擴大保皇派的影響，梁啟超十分重視宣傳工作，于光緒二十四年十一月（1898年12月）在橫濱創辦《清議報》，鼓吹“斥后保皇”，為改良活動搖旗吶喊。他竭力宣揚“光緒圣德”，說什么“今日議保全中國，惟有一策，曰尊皇而已。今日之變，為數千年之所未有。皇上之圣，亦為數千年之所未有。天生圣人，以拯諸夏，凡我同胞，獲此慈父，今雖幽廢、猶幸生存，天之未絕中國歟！”

鼓吹立憲
　　光緒二十八年一月（1902年2月），梁啟超又在橫濱創辦《新民叢報》，繼續宣傳改良主張。與以前不同的是，梁啟超迫于形勢，已不得不放棄“保皇”口號，而代之以“新民”之說。他指出：“中國所以不振，由于國民公德缺乏，智慧不開”，因此，“欲維新吾國，當先維新吾民”。由于康、梁等人頑固堅持改良立場，仇視和抵制民主革命，并且通過自己所控制的輿論工具，攻擊革命。以孫中山為首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對改良派作了堅決的斗爭。自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同盟會成立以后，雙方的論戰達到了高潮。在這場激烈的論戰中，梁啟超在《新民叢報》上連續發表文章，鼓吹“開明專制”論。仍然強調中國國民程度太低，“未有共和國民之資格”，因此，“與其共和，不如君主立憲；與其君主立憲，又不如開明專制”。他攻擊革命派要求推翻清朝統治是一種“復仇主義”，污蔑同盟會提出的“平均地權”是為了“博一般下等社會之同情，冀賭徒、光棍、大盜、小偷、乞丐、流氓、獄囚之類悉為我用”。

　　《辛丑條約》簽訂后，中國社會面臨的民族矛盾和階級矛盾愈趨尖銳。清朝統治階級為了平息不斷高漲的反清浪潮，調和統治階級內部矛盾和博得帝國主義歡心，以達到維持統治的目的，從光緒二十七年（1901年）開始推行清末新政；光緒三十一年（1905年），又表示要仿行憲政，并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五大臣回國后，密奏實行立憲有“皇位永固”、“外患漸輕”、“內亂可弭”三大好處，主張先宣布立憲，“至于實行之期，原可寬立年限”。光緒三十二年七月（1906年9月），清廷正式宣布“預備仿行憲政”，同時又強調，由于“規制未備，民智未開”，所以不能“操切從事”，而要“視進步之遲速，定期限之遠近”。實際上清廷根本沒有打算實行立憲，只不過是妄圖用“立憲”的招牌繼續維持封建專制統治。光緒三十三年（1907年），康有為宣布將保皇會改組為中華帝國憲政會。九月，梁啟超也與蔣智由等人在日本東京成立政聞社。他在《政聞社宣言書》中寫道：“所謂改造政府，所謂反對專制，申言之，則不外求立憲政治之成立而已”，表示了擁護清廷“仿行憲政”的立場。梁啟超甚至還明確宣稱：“政聞社所執之方法，常以秩序的行動，為正當之要求。其對于皇室，絕無干犯尊嚴之心；其對于國家，絕無擾紊治安之舉”。

民初政星
　　宣統三年九月二十六日（1911年11月16日），袁世凱組成“責任內閣”，任梁啟超為法部次官。對此，梁啟超感到十分欣慰。在他看來，自己和袁世凱是當時中國政治舞臺上的兩個關鍵人物，只要能夠聯合起來，那么社會就會出現轉機。所謂“項城坐鎮于上，理財治兵，此其所長也。鄙人則以言論轉移國民心理，使多數人由急激而趨于中立，由中立而趨于溫和，此其所長也。分途赴功，交相為用”。梁啟超自視甚高，他認為自己若以局外人的身份出現，才便于控制輿論，影響國民。“若就此虛位，所能補于項城者幾何？而鄙人則無復發言之余地矣，此所謂棄長用短也。”民國元年（1912年）二月清帝退位，三月袁世凱就任臨時大總統。權力的法碼，似乎倒向了袁世凱一邊。為了博得袁世凱的信任，梁啟超對這位新的當權者大加吹捧。

　　民國元年（1912年）十月，梁啟超結束了長達14年的流亡生活，從日本回國。由于他聲望很高，名聲在外，所以回國以后受到許多人的熱烈歡迎。他也決心利用這個機會做出一番事業來。主張實行議會政治的宋教仁組建了國民黨，以期擴大力量，控制內閣。為了與國民黨對抗，梁啟超也積極活動合并政黨，他先是組建了民主黨，民國二年（1913年）五月又與共和黨、統一黨合并為進步黨，成為民初唯一能與國民黨對抗的大黨。與此同時，梁啟超還辦報撰文，鼓吹集權，竭力為維護袁世凱的統治服務。特別是在“二次革命”爆發之后，梁啟超利用他所控制的輿論工具，肆意詆毀革命黨人，反對革命運動。他在《革命相續之原理及其惡果》一文中，以先覺者的口吻說道：“革命只能產出革命，決不能產出改良政治。改良政治，自有其涂轍，據國家正當之機關，以時消息其權限，使自專者無所得逞。”他把革命斗爭說成是“暴民政治”，攻擊革命黨人是“亂暴派”，聲稱“暴民政治之禍，更甚于洪水猛獸”，并公開表示他要以“亂暴派”“為第一敵，先注全力以與抗”。梁啟超及其領導的進步黨，為維護袁世凱的統治搖旗吶喊，因而得到袁世凱的賞識。民國二年（1913年）七月，袁世凱任命進步黨的熊希齡為內閣總理，九月內閣組成，號稱“第一流人才內閣”，梁啟超擔任司法總長。

密謀反袁
　　民國三年（1914年）一月，袁世凱在當上大總統后僅三個月，就下令取消國會。二月，熊希齡內閣倒臺。盡管袁世凱改任梁啟超為幣制局總裁，但這個沒有多少實權的職位，實在難以引起梁啟超的興趣。十二月，他辭去幣制局總裁之職，攜家遷往天津。以后，袁世凱又任命梁啟超為政治顧問，委派他考察地方司法教育事宜，梁啟超都推辭未就。在此期間，梁啟超與袁世凱保持著一種若即若離的關系，他既不滿于袁世凱的專制統治，但又對他寄于希望。對袁世凱接受“二十一條”和企圖帝制自為的行徑，梁啟超是反對的。

　　由“二十一條”引起的政治風潮剛剛開始消歇，袁世凱就加快了恢復帝制的步伐，公開打出了復辟帝制的旗幟。只是到這時候，梁啟超才對袁世凱完全失望。面對全國已經蓬勃開展起來的反袁斗爭，梁啟超恐為“牛后”，終于發出了討袁檄文。八月二十日，梁啟超拒絕袁世凱的重金收買和武力威脅，毅然發表《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正告袁世凱之流不要“無風鼓浪，興妖作怪，徒淆民視聽而貽國家以無窮之戚”。與此同時，梁啟超又與蔡鍔密謀，積極策劃武力討袁。十二月二十五日，蔡鍔在云南組成討袁“護國軍”，梁啟超于民國四年（1915年）底從天津來到上海。他與蔡鍔等人函電往來，幫助護國軍擬定計劃，起草文告；又與廣西都督陸榮廷秘密聯絡，促其獨立。民國五年（1916年）三月，梁啟超應陸榮廷的邀請，繞經香港、越南趕到廣西，直接參加護國運動。五月六日，軍務院在廣東肇慶成立，梁啟超任撫軍兼政務委員長。在職期間，軍務院的布告、文電大都由梁啟超親自執筆。

　　護國運動以后，梁啟超就深深地陷入北洋軍閥的內部紛爭之中了。民國五年（1916年）六月六日，袁世凱病死。之后，北洋派系的另一個軍閥段祺瑞任國務總理，主持國務院事務，成為新的實力人物。梁啟超很快成為段祺瑞的支持者。他在給南方各都督司令的電文中說：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維持危局，非彼莫屬”，否則“大局將不可問”，要他們協力予以援助。在北京政府宣布恢復《中華民國臨時約法》，召集國會復會，并表示要懲辦帝制禍首之后，梁啟超便活動撤銷軍務院，以避免與北方對峙而發生沖突。在梁啟超的一再催促下，軍務院于七月十四日宣告解散，南北“合作”，段祺瑞輕而易舉地“統一”了中國。

晚期生涯
　　民國六年（1917年）三月，段祺瑞、黎元洪在對德宣戰問題上發生尖銳沖突，梁啟超不顧全國多數人的反對，支持段祺瑞對德宣戰。當參戰案被國會否決后，梁啟超甚至指示研究系議員辭職，以向黎元洪和國會施加壓力。在兩派互相傾軋的斗爭中，段祺瑞及梁啟超運用各種手腕，先借助張勛“辮子軍”趕走黎元洪，然后又反過來討伐張勛復辟清室的罪行，最后，段祺瑞又以“再造共和”為資本，重新掌握了北洋政府的大權。梁啟超和研究系，也因擁段有功而成為新內閣的重要成員，梁啟超還掛上了財政總長兼鹽務總署督辦的頭銜。這時候的梁啟超，可以說是志滿意得，雄心勃勃。然而他卻再一次錯估了局勢，委身投靠腐敗透頂的北洋軍閥，是不可能有什么作為的。梁啟超在任職期間，極力為段祺瑞擴充軍備、鞏固統治效勞，并代表北京政府與日本帝國主義簽訂了兩筆以損害民族利益為代價的借款。這些軍閥及其同伙的倒行逆施，引起了人們的強烈不滿，遭到輿論界的嚴厲譴責。七月，段祺瑞掌握北洋政府大權。梁啟超是憲法研究會的領袖人物，他憑藉自己在社會上的影響和地位，全力為段祺瑞張目。

　　民國六年（1917年）九月，孫中山發動護法戰爭。十一月十五日，段祺瑞政府被迫辭職，梁啟超也遞送了辭呈。從此以后，梁啟超就結束了他的從政生涯，轉而以主要的精力，來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了。民國七年（1918年）底，梁啟超赴歐，親身了解到西方社會的許多問題和弊端。回國之后，即宣揚西方文明已經破產，主張光大傳統文化，用東方的“固有文明”來“拯救世界。”民國十六年（1927年）陰歷五月王國維自沉頤和園昆明湖，梁啟超由天津趕至北京料理喪事。民國十七年（1928年）著《辛稼軒年譜》，未竟。民國十八年（1929年）一月十九日，在北京協和醫院溘然長逝，終年56歲。